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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刘琨(想了解本书背景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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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蟹的心

    根据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圈(群号:154652699)讨论内容整理

    刘琨,刘越石。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怎么知名的民族英雄。

    有朋友问我,你喜欢两晋,那个年代有什么英雄人物?我说有闻鸡起舞的祖逖刘琨,朋友摇摇头,没听说过。

    对此我很理解。刘琨生活在西晋末年的黑暗的时期,那时期原本就离我们太远了。何况,刘琨的事业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没能挽救腐朽到极点的西晋政权,也没能阻止五胡十六国这个更加可怕的时代汹涌到来。

    好在历史爱好者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虽然刘琨没有成功,但是他的jīng神、事迹,足以令人且歌且泣,慷慨动容。他是一位非著名、但却了不起的英雄,毫无疑问。

    刘琨生于公元271年,中山魏昌人。他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和蜀汉昭烈帝刘备同宗。晋书记载,他少年时,即有俊朗之誉,以雄豪著名。与他兄长刘舆并& {}称“洛中奕奕,庆孙、越石”。

    如果熟悉晋书的叙事方式,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上面那些美誉可信度并不怎么高。抛开那些士人门阀互相吹捧的词语,真实的少年刘琨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官二代加富二代,为人纵情粗放,谈吐浮夸,好作豪言壮语。

    晋书《刘琨传》史臣曰:刘琨弱龄,本无异cāo,飞缨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当于是rì,实轻佻之徒欤!这一段倒是很中肯。

    另外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是当时著名的青年创作集体“金谷二十四友”之一。这个“二十四友”的团体,其首领是贾南风的外甥、权倾一时的贾谧,主要的经济赞助人是靠劫掠过往客商起家的超级富豪石崇。其中的成员良莠不齐。

    这群以文学青年自诩的人物在洛阳的金谷园里寻欢作乐吟诗作赋。好rì子没过多久,八王之乱开始,贾家恶贯满盈,倒了。于是众哥们儿也就一哄而散。

    在短短几年里,他先后依附于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范阳王司马虓、东海王司马越。好在这几人都是姓司马的,因此虽然刘琨辗转于几方,“三姓家奴”的称号却落不到他头上。

    另外,在几次战争中刘琨证明了他的军事能力。在面对一群废柴、面瓜的时候,他还是相当能打的。

    这样的rì子如果延续下去,刘琨应该会作为西晋末年一个政治投机分子而留名史册吧。然而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

    某rì,因为在讨伐司马颖的战斗中有功,刘琨被封为广武侯。广武这个地方,是并州雁门郡的郡治。当时匈奴刘渊自称汉王,在并州起兵,先后打败了并州刺史司马腾麾下大将若干人。

    并州乱的不像样子了,刘琨却捞了个广武侯的身份,朝廷这是为啥呢?过了几个月,光熙元年,司马腾被匈奴刘渊一再蹂躏,终于受不了了,他携裹将士军民数万,逃亡邺城。东海王司马越随即委派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

    这是要刘琨接烂摊子呢。你丫的,朝廷果然没安好心啊。

    当然,其实对刘琨的安排,并非是因为司马腾逃亡而应急的任命,而是八王之乱结束后,东海王司马越整体政治布局中的一环。

    八王之乱末期,争斗的双方,一方是东海王司马越(根据地在青州)。另一方是以冀州邺城为根据地的、实力非常强大的成都王司马颖,他的帮手是占据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顒。司马颖最终在306年被司马越彻底击败,八王之乱就此结束。

    而匈奴刘渊势力,最初以司马颖的偏师身份出现,势力并不强盛。他们只占据了并州的西河国和司州平阳郡。弹丸之地罢了。未见有在其它地域建立稳固政权的迹象。

    我想大家可以确认的是,司马越集团的主要对手,毫无疑问是与他争夺zhōng yāng政权的司马颖。307年汲桑起兵和早前公师藩起兵都是打着支持司马颖,为司马颖复仇的旗号,证明司马颖的政治力量,确实根深蒂固。

    故此,司马越最终在八王之乱中取得胜利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消灭司马颖的旧部、整合司马颖的辖区,稳定河北的统治。

    这个任务,必须,也只能交给他极其信任的、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弟弟,原任并州刺史的司马腾。因此,在并州被刘渊痛扁的司马腾获得了新蔡王、车骑将军、都督邺城守诸军事、镇邺城的任命。

    司马腾坐镇邺城,对冀州、并州、乃至更北方的幽州都形成了压制的态势。

    而并州刺史的职务,司马越将之交给了刘琨。当时并州陷于战乱,已非zhōng yāng朝廷所能实际掌控。匈奴连续击败朝廷大军,势力迅速膨胀,控制范围扩展到了太原、上党、河东、河内等地。

    故此刘琨的就任,我个人认为不妨视为zhōng yāng朝廷的一种表态,表示朝廷并未放弃并州而已。实际因司马越在内忙于整合朝政、在外忙于稳固邺城、许昌、襄阳、长安这四个军事重镇,根本就无意于插手并州。

    当时刘琨本人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在司马越幕府中的作用也不明显。其出任并州刺史,似乎主要出于其兄刘舆的举荐。兄弟二人分布内外,似乎也是当时大家族自保的常用手段。

    刘琨名义上是出镇北方大州的一方诸侯,实际上简直就是一支敌后武工队。在他带着小部队艰难创业期间,也未见zhōng yāngzhèng fǔ对刘琨有任何支持,真是个可怜孩子。

    以上是刘琨出镇并州的背景。他在路途中向朝廷递了表文,文中说道:“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rì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惨状触目惊心。

    那么刘琨在到达并州以后做了什么呢?

    他先在上党停留,招募人员,后攻击前进,在版桥击败匈奴将领刘景进入晋阳。

    当时的晋阳,条件非常恶劣,刘琨在晋阳惨淡经营,着力于恢复经济、积聚实力,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其主要的举措如下:

    首先,聚合并州残余民众、尽快恢复生产,得以立足;

    其次,迁徙并州北部、冀州西部、幽州西部民众入并州,充实实力;

    再次,招徕游牧民族小部落;

    再次,招抚鲜卑拓跋部,以鲜卑对抗匈奴;

    还有一项举措,就是攻占上党,依托太行山脉建立稳固政权

    并州,号称天下之腰膂,而上党,则是并州的重中之重

    太原国(晋阳)和上党接连成一体,虽然未必能有效控制所谓“太行八迳”,却能基本做到有效遮断。

    也就是说,刘琨的实力虽小,却隔在并州和冀州之间,这有效地压缩了匈奴刘汉的发展空间。使得匈奴向北、向东的发展通道被堵塞;向西依旧是游牧区,没有意义;而向南,则是西晋朝廷重兵保护的河东及洛阳。

    由于刘琨的努力,使得匈奴的力量实际只局限在并州西河郡和司州平阳郡的狭小地域里。没有战略纵深,更没有自给能力。刘渊为了这个困扰,将都城从离石迁移到蒲子,却仍然无法改变战略上四面受限的被动地位。

    而另一方面,冀州等各地的少数民族造反势力在无法与匈奴汉国取得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实际处在没头苍蝇的状况。每一支力量都在缺乏战略目标的无意识游走。西晋大将苟稀的诸多战绩,就在这个时候产生。

    当是时也,西晋朝廷面临的局面为之一新。

    匈奴汉国眼看气数将尽,而其它各路反贼也都先后被击败。

    不得不说,这其中刘琨的功劳非常巨大。

    然而,西晋朝廷之腐朽无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八王之乱虽然结束,可整个朝廷依然风雨飘摇、内斗剧烈。我们大概列了一下,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在那段时间的行为:

    1)司马越毒杀惠帝

    2)怀帝即位,与司马越产生矛盾,司马越出镇许昌

    3)司马越转苟稀为青州刺史,与苟稀产生矛盾

    4)镇压王弥、汲桑不利,转移至鄄城、复移濮阳,再迁荥阳。

    5)再还洛阳,与怀帝矛盾剧烈,诛杀朝臣,颇失人望

    6)司马越请讨石勒,所征皆不至。

    7)当时的局面: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司马越薨于项。

    看这些事件就知道司马越先后干了啥,简单点归纳,他先杀了旧皇帝,再和新皇帝闹矛盾,再和头号大将闹矛盾,再打败仗到处逃,回来再和朝臣矛盾,杀了一批人.......

    你说这号货sè,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最后的结果是,西晋朝廷彻底被这家伙给整乱套了。

    在司马越证明了他无能之极的同时,司马越的弟弟,坐镇邺城的司马腾不甘落后。这位仁兄和两晋期间诸多名士一样,姿态风仪简直是完美无瑕,说出来的话语那叫一个气派。问题是,一到真刀真枪的时候,这厮就暴露了废柴的真面目。

    结局是,河北重镇邺城,在他手里丢了,司马腾自己也死了。河北的叛贼们迎来了chūn天。

    以汲桑、石勒为首的反贼们先大掠冀州,挥兵渡过黄河,纵横中原各地,刘渊也适时给予了许多封号笼络他们,诸如灭晋大将军之类,气势很足。

    这时候刘琨还在并州辛苦经营,突然间发现,他所营造的对匈奴包围网已经不成样子了。以石勒为首的叛军在中原击破名称大郡、斩杀名臣大将,赫然已经对洛阳形成了包围!

    对匈奴的包围网从此荡然无存,而西晋朝廷对少数民族叛乱者的战略优势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中原的乱局,刘琨根本管不了,也没法管。他只能继续种田,努力发展力量。在晋阳、在上党、在幽州、在冀州、在兖州,刘琨都初步建立起了政权,虽然中原沦丧,可是对匈奴本部和附从军队之间的隔断,依然存在。

    匈奴刘汉政权愤怒地发现,无论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了哪里,都面临着刘琨的压制。晋阳盆地一家一半;上党盆地一家一半;跑到冀州去发展,刘琨也插一脚;跑到兖州去发展,刘琨居然还插一脚。甚至在攻打洛阳的过程中,居然还要与刘琨派出的援兵作战!

    受匈奴封号石勒等人在中原喝酒吃肉的时候,匈奴汉国本部依然被压迫在并州南部,动弹不得。

    石勒等人,原本不过是匈奴汉国用来吸引晋军注意的工具而已,可现在,他们已经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了。

    匈奴汉国的贵族们不高兴啊,我们匈奴人往北要对付刘琨和他拉来的鲜卑人,往南,要对付屯兵几十万的洛阳,吃苦受累全是我们的。你们这群地位低贱的杂胡,反倒吃肉喝汤——这算什么事儿?

    不满归不满,石勒的力量持续增长,不可阻止。石勒其人确实有能,非寻常人物可比。

    为了摆脱眼前的窘境,匈奴汉国必须要有突破!

    他们不能往北,往北除了刘琨,就是鲜卑人;也不能往西,西边都是荒漠草原;也不能往东,因为东面是冀州,那是羯人石勒的地盘.......既然如此,就只有全力以赴,攻下洛阳!

    匈奴汉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势,洛阳终于陷落。

    匈奴人志得意满之余举头四望,往东方去,看到的只有石勒的雄兵十万、战将千员。

    312年,匈奴刘汉之主刘聪不得不任命石勒主持冀、幽、并、营四州军事,封他为上党公;而匈奴则逐步将用兵方向调整至西方,向关中进军。

    这一方面代表了刘聪与石勒达成了明确的战略分工协议,另一方面代表了以刘聪为首的匈奴世代传统贵族和石勒为首的羯胡政治势力之间的裂隙产生。少数民族叛乱者开始分蛋糕了。由于蛋糕实在丰厚,双方决定彼此妥协,各自吃各自的蛋糕,但长远来看,汉国的分裂不可避免。

    而此时的刘琨政权呢?

    刘琨自306年到达并州,白手起家,政权规模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增长。极盛时期,其辖区囊括并州北部、冀州西部、幽州西部、兖州一部。这在当时险恶的局面下,非常非常不容易,刘琨可谓英雄。但其政权在312年以后,急剧地走向衰亡,其肇因,依旧是312年刘聪和石勒的战略分工。

    刘琨费劲心机压缩匈奴汉国本部的力量、又成功地将其本部和胁从力量割裂开来,为西晋朝廷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态势;

    可是,由于朝廷的无能,他的种种努力最终失败,这两部分敌人虽未能从刘琨手中讨得便宜,却成功摧毁了西晋朝廷zhōng yāngzhèng fǔ,他们的力量都已成长到足以摧毁晋阳政权的地步了。

    必须注意的是,石勒得到的任命虽然是冀、幽、并、营四州军事和上党公,但是实际并州的军事行动,仍然在匈奴汉国的一手cāo纵之中。这无疑是因为并州战略地位重要,汉国虽然将战略方向转向关中,但不愿放弃并州这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这个时候,刘琨政权面临的形势就非常险恶。在太行山以东,他的据点遭到石勒的进攻,被一一拔除;而和他同为西晋方面大员的王浚也被石勒击败。

    而在太原以南,他遭到了来自匈奴汉国空前的军事压力。从匈奴汉国的角度,它必须在攻略关中之前,拔除刘琨政权这个钉子。

    在匈奴汉国全力的进攻之下,刘琨无论如何都支撑不住了,上党丢了,他退守襄垣,接着襄垣又丢了;随后,晋阳又几度陷落。

    因为承担着太过严苛的军事压力,刘琨的部下之中,变节者先后出现了。而其余的部下们大批的战死,其中就包括他才华出众的侄儿刘演。甚至刘琨的父母,也在晋阳陷落时遇害。

    刘琨心如刀绞,晋书中说:“琨志在复仇,而屈于力弱,泣血尸立,抚慰伤痍,移居阳邑城,以招集亡散。”

    在他向朝廷递交的表文里,他铿锵有力的说:“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后陨首谢国,没而无恨!”

    他绝不放弃,依然坚持作战!

    并州的汉人本就不多,大部分还在匈奴汉国的控制之中,打到这个程度,刘琨兵员枯竭、粮秣枯竭,已经到了绝路。而对其政权起到重大支撑作用的拓跋鲜卑,也并不愿意过早介入到中原的乱局,正面对抗强大的匈奴汉国势力。

    接下去的故事,就是悲剧的结尾部分了。刘琨依然在坚持,他用尽了一切能用的办法,寻找一切可以用来打击匈奴和羯胡叛军的力量。可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刘琨,已经走到了绝路。

    作为诗人的刘琨,还有一次最后的强音迸发,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传唱的诗篇《重赠卢湛》。“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练钢,化作绕指柔。”

    或许可以这么总结,刘琨晋阳政权的存在,压缩了匈奴汉国的发展空间,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存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晋阳政权对匈奴汉国东、北两个方向的压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叛乱势力的分裂。

    但当同在匈奴汉国旗帜下的叛乱者达成妥协之后,刘琨政权又同时成为了两支少数民族力量的眼中钉,则败亡不可避免。

    在刘琨政权灭亡之后,由他一手造成的匈奴汉国大分裂终究发生,在匈奴汉国的基础上,形成了前赵、后赵这两个政权。

    被匈奴人当做棋子的石勒,成功建立后赵;后赵经历几番激战,消灭了匈奴人建立的前赵。

    刘琨的后半生孜孜以消灭匈奴叛乱为己任。他最终失败了,但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割裂匈奴政权的举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匈奴政权的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