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顾兰兰：唯一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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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兰兰博士出生前几十年的世界历史，依然值得后世的人们不断地回味。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顾兰兰出生的这个国家管理者就认识到了很多未来问题。这些诸多政策中，有许多对未来百年间人工智能将会对人类社会的极大影响。
根据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叙述，资本家或是人格化的资本总是希望单一社会劳动力可以帮助其转换更多的不变和可变资本，以此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同时，在边际经济学派的论述中，一个工厂或是一个生产实体停止生产的尽头，往往是当同种或同类商品的边际成本无限趋向于总平均成本时。而如果把这两者结合，再考虑进“可变资本”或“可变成本”中劳动力在科技与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时，可能相对于几乎无限大的产量会趋向于零时，人类社会也许就会迎来又一次深刻的变革。
从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二十一世纪初全球主要国家基本完成了从纯手个人劳作到分工化、机械化甚至智能化的升级后，保持庞大数量产业工人的必要性成为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诸如I国、V国、N国、R国等后发工业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所幸，顾兰兰出生的国家由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意地从政策层面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2050年左右总人口为10亿人左右的该国相对从容，可以不必如上述诸国那样倾斜巨量的社会资源来应对过剩的人口问题。
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数据看，那些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投入到工业生产的人口，一般都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与之相对的，那些在二十世纪后期就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政治实体，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人口，仅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智能化、无人化的科技经历二十世纪末的初步研发，到二十一世纪初逐步小规模应用，再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后开始逐步推广到了更多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化过程除了旨在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更有助于资本与劳动力在创造剩余价值方面更“科学地分配”外，伴随而来的也是一个基础科技和生产方式加速扩散的过程。
我们用更宏观的眼光看待二十一世纪初就已经达到类似汽车生产、烟草生产、电子产品生产等科技含量和利润都超越全行业平均水平的工厂，我们就不难发现后面数十年人类必将经历的变革。上述这些站在大规模、密集型生产顶端的行业，从全球消费者数量来比较的话，它们所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工人总数是极其有限的。
比如，若用二十一世纪初期人们普遍使用的“手机”这种通讯设备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2030年代时，全球80亿人中有近60亿人日常使用手机，而全球从事手机制造行业的总人口，以及加上直接配合该行业的上下游行业，诸如采矿、运输、宣传、销售、研发等行业的总人数不足一千万人。以此比例计算的话，“手机”行业仅需要该产品全球消费人口的六百分之一，就可以满足全部的生产和服务需求。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烟草行业。以2030年的情况来看，全球约50亿烟民，每年的烟草需求量约为十万亿支成品卷烟。全球从事烟草种植、生产、销售以及相关行业的总人口数量与手机的情况类似，约为700万人。这些人口里约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即近400万人是种植烟叶的农民，而从事工厂生产的人口全球不足300万人。更有趣的数据是，按当时全球烟草行业的自动化和规模来划分的话，300万从事卷烟生产的产业工人中的一半，即那些区域性大规模烟草企业就提供了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烟草产能。
诸多发展中的国家和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用国家力量和政策介入的形式，试图延缓大规模智能化和自动化必然对诸国造成的失业，以及后续可能的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几个国家的力量很难阻挡历史的脚步。2043年从I国、V国、N国、R国等国都有大量失业人口响应，数千万人的运动，成为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全人类最深刻的记忆。
为了能解决这个人口过剩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相遇后必然的问题，也为了能让它们之间碰撞的火花不至于烧尽全人类发展的成果，全球都对这些国家伸出了真诚的援手。联合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倡议下，经过多轮的协商和博弈，最终决定以新的全球货币“信用点”成立了500万亿信用点的基金来援助全球的失业人口。
2043年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在二十一世纪中的重要性，在大多数历史书中都被2081年的2973161号小行星掩盖了。这一年，除了新的全球性货币和结算机制“信用点”被确定为未来的唯一国际货币，还有就是位于古代C国上川镇的全球第一个实验性商用聚变发电站投入使用。
从表面上看，一些2043年至2053年之间的片面报道，把2043年3月1日投入使用的上川聚变发电站称为发生于2043年下半年的那些贫困者最终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如果单看2043至2045年的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与传统能源项目相关的投资、信贷、票据等领域，确实第一个商用核聚变的实用，给它们带来了近乎崩盘的狂泻。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就认为，是这些以往占据了全世界资金流向可观比例的传统能源类行业的资金流失，传递到了很多脆弱国家多个行业，因而造成了远高于预期的失业，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大面积社会问题。孟买、新德里、胡志明、清化、卡诺、阿布贾里、里约热内卢在持续近半年的运动中一片狼藉。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2033至204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以及这些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我们就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顾兰兰祖国陆续用它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这些人口还算过得去的识字率，承接下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逐渐边缘化但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全世界的科技水平，正处于一个从机械化末期到智能化转变的关口上。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一些评论认为当该国若干年后人均收入高到无法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保有成本优势，再加上该国几乎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产业将再次转移至I国、V国、N国、R国这些“新兴”的、“年轻”的、有“人口优势”的国家。
虽然在二十一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一些智能化和无人化科技还未渗透到的行业，确实从顾兰兰祖国转移至了这几个国家，但规模却远逊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次转移。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科技的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窗口，已经随着被后世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关闭了。2043年随着核聚变的实现商用，只不过是给了那些依然游荡在传统能源梦想中的制造业，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罢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生产的过程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其中工作机自从原始纺纱机、钉锤、锯子等粗制工具和机械开始，就一直以代替更多劳动力和人力为发展目标和方向。随着二十一世纪更快的智能化无人化科技进步，2030至2040年代时，能供应全球八十亿人生活产品的产业工人，相较于2020年代时，下降了近百分之七十。
2020年时全球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人口总规模约为25亿人，而这个数字在2040年时下降到了不到8亿人。从当时的一些存档新闻来看，这8亿人中又有近百分之七十集中在2043年发生大规模失业的这些国家。如果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衡量，满足全球八十亿人生活所需的第一、第二产业人口，仅需要不到3亿从业者。
当时几乎所有国家理性的管理者或是领导团体对无人化造成的生产力暴涨，以及这中间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心知肚明。那些早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享受着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红利带来的优渥生活时，在这近一百年里更专注的是尖端科技的发展和环保问题。有别于发达国家，那些后发的国家，特别是人口数量和密度都特别高的发展中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左右为难。
一方面，这些国家需要用密集的劳动生产来积累财富，消化长期农本社会积累下来的庞大人口。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清晰地知道世界科技发展的程度，在无法使用强力行政手段干预国内民众旺盛的生育愿望时，只能用一定的政策来延缓那些智能化、无人化的生产线被下放、渗透到更广泛、更基层的生产部门。
这些政策方面的努力固然取得了它们的成效，从2025年开始，此类政策的持续作用下，上述那些国家大规模对无人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制造和引进，差不多比美国、西欧诸国、C国、J国等国家的时间延后了差不多二十年。悲剧的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掩耳盗铃，仅仅是把痛苦延后了近二十年来发生而已……
虽然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孤立主义曾经一度成为一些国家在几届政府内执行的基本国内外政策基调，但这样的情况仅仅能影响至多十至十五年的该国内政和外交。原因在于，整个二十世纪通过多次全球性战争和冷战，客观上打破了几乎所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的内政和外交藩篱。而这样的孤立政策思潮，更是给了I国、V国、N国、R国、B国等国家在智能化产业政策方面喘息的机会和政策方面的灵活性。可惜的是，多数国家都没有抓住这样的契机。
2044年十一月，古代美国纽约的冬天比平时早来了近三十天。往常应该在圣诞节前后下的第一场雪，这一年在十一月初就落在了曼哈顿的黑色的路面上。参加联合国紧急全体会议的各国代表虽然多数都多年生活在这个城市，但这次早来的白雪并没带给他们多少愉悦，只是增加了更多烦恼而已。
一个月前，非盟成员国和东盟成员国向安理会提交了一揽子纾困方案，目的是为一年前那些发生大规模社会问题国家解决眼前的困局，以及未来至少三十年依然存在的危机。一个月来，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涉及经济、货币、贸易和尖端技术组织的人员，和联合国各个成员国的代表，以及各国领导人和立法机构全权授权的代表在纽约齐聚一堂。近一千位代表和专家们，在这一个月里针对非盟和东盟提出的《全球货币及未来经济改革方案》进行激烈的分组讨论。毕竟快一百年了，人类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为了同一件事情，齐聚那么多国家所代表的那么多人民，对自身未来的事务进行大概率会有益的讨价还价了。
终于，2044年11月29日这一天，纽约又下了一场大雪。这场大雪让布鲁克林到隔壁新泽西都覆盖了一英尺的白色晶状体，当然，经验丰富的纽约市政府没有让这场大雪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当天下午，就到了全体联合国成员对《全球货币及未来经济改革方案》最终修正稿的表决时间。在这之前的11月23日，五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全票通过了该方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能说后面的全体表决是某种“走过场”的行为，因为这次涉及全球八十亿人口、一百六十余个国家的改革，需要真正得到至少代表百分之八十人口的政治实体确认授权，才真正可以赋予其最完整的法律基础。这次载入史册的投票，在全球167个国家代表的庄严选择下，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的通过率。这样的通过率，直至宇宙纪元3000年之时，也没有达到过。即便是一百多年后针对那个将毁掉人类小行星的投票，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致性。
在这里，我们无法引用《方案》的全文，因为这套将影响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文件，即便是相对篇幅最短的中文版本也有大约十万个字符。当时的《方案》起草者、修订者和表决者们的想法，仅仅是希望它能为人类带来五十年的平稳发展。而他们都没想到的是，其中关于全球货币方面的历史性改革，铺垫了人类未来三千年走向宇宙后经济体系的基础。
顾兰兰就出生在那次全球性深刻变革的十年之后。
本文引用自一篇研究古代地球历史的文献，该文献全文被收录在《人类宇宙开拓史》第三部分中。
顾兰兰博士出生前几十年的世界历史，依然值得后世的人们不断地回味。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顾兰兰出生的这个国家管理者就认识到了很多未来问题。这些诸多政策中，有许多对未来百年间人工智能将会对人类社会的极大影响。
根据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叙述，资本家或是人格化的资本总是希望单一社会劳动力可以帮助其转换更多的不变和可变资本，以此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同时，在边际经济学派的论述中，一个工厂或是一个生产实体停止生产的尽头，往往是当同种或同类商品的边际成本无限趋向于总平均成本时。而如果把这两者结合，再考虑进“可变资本”或“可变成本”中劳动力在科技与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时，可能相对于几乎无限大的产量会趋向于零时，人类社会也许就会迎来又一次深刻的变革。
从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二十一世纪初全球主要国家基本完成了从纯手个人劳作到分工化、机械化甚至智能化的升级后，保持庞大数量产业工人的必要性成为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诸如I国、V国、N国、R国等后发工业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所幸，顾兰兰出生的国家由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意地从政策层面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2050年左右总人口为10亿人左右的该国相对从容，可以不必如上述诸国那样倾斜巨量的社会资源来应对过剩的人口问题。
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数据看，那些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投入到工业生产的人口，一般都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与之相对的，那些在二十世纪后期就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政治实体，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人口，仅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智能化、无人化的科技经历二十世纪末的初步研发，到二十一世纪初逐步小规模应用，再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后开始逐步推广到了更多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化过程除了旨在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更有助于资本与劳动力在创造剩余价值方面更“科学地分配”外，伴随而来的也是一个基础科技和生产方式加速扩散的过程。
我们用更宏观的眼光看待二十一世纪初就已经达到类似汽车生产、烟草生产、电子产品生产等科技含量和利润都超越全行业平均水平的工厂，我们就不难发现后面数十年人类必将经历的变革。上述这些站在大规模、密集型生产顶端的行业，从全球消费者数量来比较的话，它们所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工人总数是极其有限的。
比如，若用二十一世纪初期人们普遍使用的“手机”这种通讯设备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2030年代时，全球80亿人中有近60亿人日常使用手机，而全球从事手机制造行业的总人口，以及加上直接配合该行业的上下游行业，诸如采矿、运输、宣传、销售、研发等行业的总人数不足一千万人。以此比例计算的话，“手机”行业仅需要该产品全球消费人口的六百分之一，就可以满足全部的生产和服务需求。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烟草行业。以2030年的情况来看，全球约50亿烟民，每年的烟草需求量约为十万亿支成品卷烟。全球从事烟草种植、生产、销售以及相关行业的总人口数量与手机的情况类似，约为700万人。这些人口里约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即近400万人是种植烟叶的农民，而从事工厂生产的人口全球不足300万人。更有趣的数据是，按当时全球烟草行业的自动化和规模来划分的话，300万从事卷烟生产的产业工人中的一半，即那些区域性大规模烟草企业就提供了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烟草产能。
诸多发展中的国家和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用国家力量和政策介入的形式，试图延缓大规模智能化和自动化必然对诸国造成的失业，以及后续可能的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几个国家的力量很难阻挡历史的脚步。2043年从I国、V国、N国、R国等国都有大量失业人口响应，数千万人的运动，成为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全人类最深刻的记忆。
为了能解决这个人口过剩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相遇后必然的问题，也为了能让它们之间碰撞的火花不至于烧尽全人类发展的成果，全球都对这些国家伸出了真诚的援手。联合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倡议下，经过多轮的协商和博弈，最终决定以新的全球货币“信用点”成立了500万亿信用点的基金来援助全球的失业人口。
2043年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在二十一世纪中的重要性，在大多数历史书中都被2081年的2973161号小行星掩盖了。这一年，除了新的全球性货币和结算机制“信用点”被确定为未来的唯一国际货币，还有就是位于古代C国上川镇的全球第一个实验性商用聚变发电站投入使用。
从表面上看，一些2043年至2053年之间的片面报道，把2043年3月1日投入使用的上川聚变发电站称为发生于2043年下半年的那些贫困者最终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如果单看2043至2045年的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与传统能源项目相关的投资、信贷、票据等领域，确实第一个商用核聚变的实用，给它们带来了近乎崩盘的狂泻。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就认为，是这些以往占据了全世界资金流向可观比例的传统能源类行业的资金流失，传递到了很多脆弱国家多个行业，因而造成了远高于预期的失业，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大面积社会问题。孟买、新德里、胡志明、清化、卡诺、阿布贾里、里约热内卢在持续近半年的运动中一片狼藉。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2033至204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以及这些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我们就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顾兰兰祖国陆续用它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这些人口还算过得去的识字率，承接下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逐渐边缘化但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全世界的科技水平，正处于一个从机械化末期到智能化转变的关口上。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一些评论认为当该国若干年后人均收入高到无法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保有成本优势，再加上该国几乎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产业将再次转移至I国、V国、N国、R国这些“新兴”的、“年轻”的、有“人口优势”的国家。
虽然在二十一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一些智能化和无人化科技还未渗透到的行业，确实从顾兰兰祖国转移至了这几个国家，但规模却远逊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次转移。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科技的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窗口，已经随着被后世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关闭了。2043年随着核聚变的实现商用，只不过是给了那些依然游荡在传统能源梦想中的制造业，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罢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生产的过程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其中工作机自从原始纺纱机、钉锤、锯子等粗制工具和机械开始，就一直以代替更多劳动力和人力为发展目标和方向。随着二十一世纪更快的智能化无人化科技进步，2030至2040年代时，能供应全球八十亿人生活产品的产业工人，相较于2020年代时，下降了近百分之七十。
2020年时全球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人口总规模约为25亿人，而这个数字在2040年时下降到了不到8亿人。从当时的一些存档新闻来看，这8亿人中又有近百分之七十集中在2043年发生大规模失业的这些国家。如果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衡量，满足全球八十亿人生活所需的第一、第二产业人口，仅需要不到3亿从业者。
当时几乎所有国家理性的管理者或是领导团体对无人化造成的生产力暴涨，以及这中间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心知肚明。那些早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享受着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红利带来的优渥生活时，在这近一百年里更专注的是尖端科技的发展和环保问题。有别于发达国家，那些后发的国家，特别是人口数量和密度都特别高的发展中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左右为难。
一方面，这些国家需要用密集的劳动生产来积累财富，消化长期农本社会积累下来的庞大人口。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清晰地知道世界科技发展的程度，在无法使用强力行政手段干预国内民众旺盛的生育愿望时，只能用一定的政策来延缓那些智能化、无人化的生产线被下放、渗透到更广泛、更基层的生产部门。
这些政策方面的努力固然取得了它们的成效，从2025年开始，此类政策的持续作用下，上述那些国家大规模对无人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制造和引进，差不多比美国、西欧诸国、C国、J国等国家的时间延后了差不多二十年。悲剧的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掩耳盗铃，仅仅是把痛苦延后了近二十年来发生而已……
虽然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孤立主义曾经一度成为一些国家在几届政府内执行的基本国内外政策基调，但这样的情况仅仅能影响至多十至十五年的该国内政和外交。原因在于，整个二十世纪通过多次全球性战争和冷战，客观上打破了几乎所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的内政和外交藩篱。而这样的孤立政策思潮，更是给了I国、V国、N国、R国、B国等国家在智能化产业政策方面喘息的机会和政策方面的灵活性。可惜的是，多数国家都没有抓住这样的契机。
2044年十一月，古代美国纽约的冬天比平时早来了近三十天。往常应该在圣诞节前后下的第一场雪，这一年在十一月初就落在了曼哈顿的黑色的路面上。参加联合国紧急全体会议的各国代表虽然多数都多年生活在这个城市，但这次早来的白雪并没带给他们多少愉悦，只是增加了更多烦恼而已。
一个月前，非盟成员国和东盟成员国向安理会提交了一揽子纾困方案，目的是为一年前那些发生大规模社会问题国家解决眼前的困局，以及未来至少三十年依然存在的危机。一个月来，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涉及经济、货币、贸易和尖端技术组织的人员，和联合国各个成员国的代表，以及各国领导人和立法机构全权授权的代表在纽约齐聚一堂。近一千位代表和专家们，在这一个月里针对非盟和东盟提出的《全球货币及未来经济改革方案》进行激烈的分组讨论。毕竟快一百年了，人类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为了同一件事情，齐聚那么多国家所代表的那么多人民，对自身未来的事务进行大概率会有益的讨价还价了。
终于，2044年11月29日这一天，纽约又下了一场大雪。这场大雪让布鲁克林到隔壁新泽西都覆盖了一英尺的白色晶状体，当然，经验丰富的纽约市政府没有让这场大雪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当天下午，就到了全体联合国成员对《全球货币及未来经济改革方案》最终修正稿的表决时间。在这之前的11月23日，五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全票通过了该方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能说后面的全体表决是某种“走过场”的行为，因为这次涉及全球八十亿人口、一百六十余个国家的改革，需要真正得到至少代表百分之八十人口的政治实体确认授权，才真正可以赋予其最完整的法律基础。这次载入史册的投票，在全球167个国家代表的庄严选择下，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的通过率。这样的通过率，直至宇宙纪元3000年之时，也没有达到过。即便是一百多年后针对那个将毁掉人类小行星的投票，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致性。
在这里，我们无法引用《方案》的全文，因为这套将影响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文件，即便是相对篇幅最短的中文版本也有大约十万个字符。当时的《方案》起草者、修订者和表决者们的想法，仅仅是希望它能为人类带来五十年的平稳发展。而他们都没想到的是，其中关于全球货币方面的历史性改革，铺垫了人类未来三千年走向宇宙后经济体系的基础。
顾兰兰就出生在那次全球性深刻变革的十年之后。
本文引用自一篇研究古代地球历史的文献，该文献全文被收录在《人类宇宙开拓史》第三部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