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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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讨道与儒。
道家自称黄老道家，从字面的含义是推崇老子的道，却实行黄帝的执政策略。其实道家的核心思想便是，尊崇老子的道，尊崇社会服从自然规律。
那老子说了，自然规律是玄之又玄，反复无常的，因此他们的治国理念便是因循自然的变化，审时度势，根据现实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这个词便来自道家经典《淮南子》。
那么为什么又要说实施黄帝的策略呢？这只是因为黄帝很遥远，没有人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这个讲法便于揉捏。所以道家说什么是什么，只是打着黄帝的招牌。
道家是社会的改革派，从井田制改革为私有制，世袭世禄的王侯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度，都是出自他们手中。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社会服从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当儒学暂时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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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儒家总结的社会规律是就仁义体系。（宗教也是遵循个人服从社会的，但是它总结的社会规律不是仁义）
而儒家孔子崇尚的是周公的治国理念，周公的治国理念就是西周那一套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这个治国法规叫《周礼》，被明确的写在铜鼎上。因此看似追古的道家却是改革派，看似追今的孔孟却是保守派。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道家率先崛起，甚至包括法家，也属于道家的一部分，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司马迁在《史记》中要把韩非子归入黄老之士。
而儒家是从荀子改革之后才从保守派转向改革派。在儒家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方向性的改革。第一次起自荀子，他首先肯定了天道有常，不已桀存，不已纣亡；圣人可以不知天。进一步强调人服从社会，推出法后王，将法引入儒学，使儒学支持的方向发生截然不同的改变。由直接支持地方诸侯，间接支持中央改变为直接支持中央专制。
社会在向东走，而儒学所持的政治理论，是要维护西周的政治体制。这使其产生了‘方向性’的大错误，给儒学带来不可逆转的颓势。而在理论上改变这一颓势的是荀子，荀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并举礼法。尤其是其“法后王”的理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不慕往，不闵来’，‘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使儒学的最终思想产生方向性的转变。儒学从反对改革者，一举成为改革的先锋。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荀子将法引入儒家，并不是对道家的抄袭，而是赋予“法”真正的意义。
西汉时，曾经有一位官员向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应以法家理念治理国家。窦太后马上就给他一把匕首，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里，和一头凶残的野猪拼命。当这名大臣浑身是伤的从野猪圈爬出后，窦太后告诉他，我规定汉朝的律法就是让崇尚法家的人去和野猪拼命。窦太后如果把这一做法定为一条法律，这并不妨碍法家的原则，这件事深刻揭露了法家的缺陷，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如果希特勒规定谁骂他一句就拉出去枪毙，您认为这样的法律妥当吗？
所以，荀子将法引进儒学，把服从社会规律作为法的心，是儒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道家没有什么关系。道家强调“道生法”。如果一条小船载五个人就会沉到水里，就法定不允许第五个人上船。
荀子改革了儒学，是因为他所处的时期已经是改革的后半期，人们都看清了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被替代是不可逆转的。儒学必须产生方向性变革，才能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在隋朝以前，荀子的儒学被奉为儒学的核心，文人、政客和学者的文章中在引用名人的话语中，引用最多的是孔子，排第二的便是荀子。
荀子的儒学核心是经学致用，因为那一时期学习儒学便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庄园，因此儒学体现出很强的经学致用的色彩。
从荀子自己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者是干什么用的。荀子说，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仅仅是一个很一般的儒士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治理一个大国。而水平很高的儒士能够治理一个弱国，让大国不敢轻易敌视他。而由一个超一流的儒士来治理一个小国，那么不出三年他身边的大国就得向他臣服。当然荀子比较爱吹牛，最后这一点牛吹得比较大，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儒学经以致用的色彩非常浓厚。
儒学个人服从社会有其缺陷，就像让孔孟和荀子一块去治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韩国，这个韩国也是要被灭掉的。不尊重自然客观规律，是儒学的缺陷。
社会自有社会的规律，道家失之于否认社会。
早期儒学有很深的经学致用的原则，因此追求修身、立业的儒学人士，和追求修生养心的玄学人士比，显出一分的鄙俗；玄学人士一切求之于心，显出一分轻薄。
而儒学第二次改革是在隋唐之后，随着“钢”的普及，庄园经济没落，人们学习儒学，不再能轻易地当官或治人，儒学向修身、安命发展。从隋唐后，荀子的儒学逐渐向思孟儒学转变。孟子的“义”被深刻引入社会，唐人以韩愈为首发起了开除荀子，拔高孟子的运动。
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宋明理学主要探讨“德”，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讲，人的本性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认清这些善德（致良知），并且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儒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时起到了‘法’的基础。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二者虽有抵触，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
而儒道并存两千年，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腐儒’。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
总的来说，道家突出一点，社会更加自由，粗犷一点；儒家突出一点，更加公正一点。
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形成以仁义为道德体系的社会观。道德是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妥协，是人对社会的妥协。因此道德不是自然存在的，是由人们的认知水平决定的。因而儒学只是道德的一个流派。
历史上成功的道德标准有儒学道德、佛教、基督、伊斯兰教道德等等。好像没有资本主义道德···
我们在上一章探讨了玄学的世界观，本来这一章该探讨玄学的社会观。由于玄学核心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这就缺失了社会观。可是没有社会观有不行。玄学要求人们自由放达，可是庄园中的奴隶和部曲也都自由放达，那样士族们就去喝西北风了。因此玄学又急切需要一个社会观来指导庄园生产。
而在玄学兴起的时代，道教和佛教道德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到的成熟的社会观只有儒学，因此玄学只有硬着头皮赖上儒学。
如何把儒学社会观纳入玄学体系，成为玄学开启后第一个重大课题。下一章我们继续探讨玄学的社会观。
本节探讨道与儒。
道家自称黄老道家，从字面的含义是推崇老子的道，却实行黄帝的执政策略。其实道家的核心思想便是，尊崇老子的道，尊崇社会服从自然规律。
那老子说了，自然规律是玄之又玄，反复无常的，因此他们的治国理念便是因循自然的变化，审时度势，根据现实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这个词便来自道家经典《淮南子》。
那么为什么又要说实施黄帝的策略呢？这只是因为黄帝很遥远，没有人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这个讲法便于揉捏。所以道家说什么是什么，只是打着黄帝的招牌。
道家是社会的改革派，从井田制改革为私有制，世袭世禄的王侯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度，都是出自他们手中。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社会服从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当儒学暂时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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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儒家总结的社会规律是就仁义体系。（宗教也是遵循个人服从社会的，但是它总结的社会规律不是仁义）
而儒家孔子崇尚的是周公的治国理念，周公的治国理念就是西周那一套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这个治国法规叫《周礼》，被明确的写在铜鼎上。因此看似追古的道家却是改革派，看似追今的孔孟却是保守派。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道家率先崛起，甚至包括法家，也属于道家的一部分，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司马迁在《史记》中要把韩非子归入黄老之士。
而儒家是从荀子改革之后才从保守派转向改革派。在儒家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方向性的改革。第一次起自荀子，他首先肯定了天道有常，不已桀存，不已纣亡；圣人可以不知天。进一步强调人服从社会，推出法后王，将法引入儒学，使儒学支持的方向发生截然不同的改变。由直接支持地方诸侯，间接支持中央改变为直接支持中央专制。
社会在向东走，而儒学所持的政治理论，是要维护西周的政治体制。这使其产生了‘方向性’的大错误，给儒学带来不可逆转的颓势。而在理论上改变这一颓势的是荀子，荀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并举礼法。尤其是其“法后王”的理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不慕往，不闵来’，‘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使儒学的最终思想产生方向性的转变。儒学从反对改革者，一举成为改革的先锋。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荀子将法引入儒家，并不是对道家的抄袭，而是赋予“法”真正的意义。
西汉时，曾经有一位官员向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应以法家理念治理国家。窦太后马上就给他一把匕首，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里，和一头凶残的野猪拼命。当这名大臣浑身是伤的从野猪圈爬出后，窦太后告诉他，我规定汉朝的律法就是让崇尚法家的人去和野猪拼命。窦太后如果把这一做法定为一条法律，这并不妨碍法家的原则，这件事深刻揭露了法家的缺陷，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如果希特勒规定谁骂他一句就拉出去枪毙，您认为这样的法律妥当吗？
所以，荀子将法引进儒学，把服从社会规律作为法的心，是儒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道家没有什么关系。道家强调“道生法”。如果一条小船载五个人就会沉到水里，就法定不允许第五个人上船。
荀子改革了儒学，是因为他所处的时期已经是改革的后半期，人们都看清了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被替代是不可逆转的。儒学必须产生方向性变革，才能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在隋朝以前，荀子的儒学被奉为儒学的核心，文人、政客和学者的文章中在引用名人的话语中，引用最多的是孔子，排第二的便是荀子。
荀子的儒学核心是经学致用，因为那一时期学习儒学便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庄园，因此儒学体现出很强的经学致用的色彩。
从荀子自己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者是干什么用的。荀子说，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仅仅是一个很一般的儒士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治理一个大国。而水平很高的儒士能够治理一个弱国，让大国不敢轻易敌视他。而由一个超一流的儒士来治理一个小国，那么不出三年他身边的大国就得向他臣服。当然荀子比较爱吹牛，最后这一点牛吹得比较大，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儒学经以致用的色彩非常浓厚。
儒学个人服从社会有其缺陷，就像让孔孟和荀子一块去治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韩国，这个韩国也是要被灭掉的。不尊重自然客观规律，是儒学的缺陷。
社会自有社会的规律，道家失之于否认社会。
早期儒学有很深的经学致用的原则，因此追求修身、立业的儒学人士，和追求修生养心的玄学人士比，显出一分的鄙俗；玄学人士一切求之于心，显出一分轻薄。
而儒学第二次改革是在隋唐之后，随着“钢”的普及，庄园经济没落，人们学习儒学，不再能轻易地当官或治人，儒学向修身、安命发展。从隋唐后，荀子的儒学逐渐向思孟儒学转变。孟子的“义”被深刻引入社会，唐人以韩愈为首发起了开除荀子，拔高孟子的运动。
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宋明理学主要探讨“德”，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讲，人的本性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认清这些善德（致良知），并且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儒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时起到了‘法’的基础。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二者虽有抵触，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
而儒道并存两千年，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腐儒’。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
总的来说，道家突出一点，社会更加自由，粗犷一点；儒家突出一点，更加公正一点。
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形成以仁义为道德体系的社会观。道德是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妥协，是人对社会的妥协。因此道德不是自然存在的，是由人们的认知水平决定的。因而儒学只是道德的一个流派。
历史上成功的道德标准有儒学道德、佛教、基督、伊斯兰教道德等等。好像没有资本主义道德···
我们在上一章探讨了玄学的世界观，本来这一章该探讨玄学的社会观。由于玄学核心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这就缺失了社会观。可是没有社会观有不行。玄学要求人们自由放达，可是庄园中的奴隶和部曲也都自由放达，那样士族们就去喝西北风了。因此玄学又急切需要一个社会观来指导庄园生产。
而在玄学兴起的时代，道教和佛教道德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到的成熟的社会观只有儒学，因此玄学只有硬着头皮赖上儒学。
如何把儒学社会观纳入玄学体系，成为玄学开启后第一个重大课题。下一章我们继续探讨玄学的社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