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宿命之错 何必有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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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错不是外号，也不是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擅自帮他改的，牛错真的就叫作牛错。
而我，之所以敢在文中写出“牛错”这两个真实的字，是因为，牛错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和他同一年死的那些人，骨头早都可以用来敲鼓了。但是，牛错的却不行，他连骨头没有了。
在牛错死的那年，有着一条极度混账的法律规定：枪毙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家属想找官府要回尸体的话，需要自己出五块钱的子弹费。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太多，但对于土里刨食的乡下人家而言，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数额。至少，够一家三口简简单单吃一个星期了。
牛错的母亲舍不得为他出那五块钱，所以，牛错死了之后，没有人帮他收尸。所以，他的尸体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是一个连坟墓都没有的夭亡鬼。
那么，一个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的卑微之人，我当然也就毫无顾忌，敢写出他的真名了。
牛错的真名很奇怪，至少，是我在世上癫了这么几十年以来，见过的最怪的名字。牛错的名字是他母亲帮他取的，世上应该很少有母亲会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一个“错”字，正如世上应该也很少有母亲会因为不想出五块钱人民币而不给自己唯一的儿子收尸一样。
可牛错的母亲却偏偏这样做了。
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从怀上了牛错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觉得这是一个错，一个让她后悔终生，却再也无法改正的错。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波接着一波事件，导致国民生产和经济建设几乎彻底停滞下来，失业率逐年升高，城市里面已经无法安顿连续几届总数过千万的毕业生就业。
人数如此之多，正值青春，精力无限，却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整日整夜游荡玩乐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无疑已经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即，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上下，无数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前仆后继，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
是时，有一位刚刚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的美丽肖姓姑娘。在偶像的强大感染之下，肖姑娘义无反顾地带着无限浪漫主义的遐想，投身进了接受再教育，建设广阔天地的行列中。
但可惜的是，她没有成为梦想中如同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样光荣的建设兵团女兵；也没有被分配到白山黑土的北大荒，去当一名骄傲的女拖拉机手。
她仅仅只是被人带着来到了离家几百公里之外的山区里面，一个叫作九镇的小地方。
这里，说好，却又远远比不上生她养她的省城长沙；说坏，却也有山有水有炊烟有人家，并不太用得上她甘愿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改天换地，建设一切的热情；说近，却也喝不到甘甜的白沙井水，见不到嘘寒问暖的亲人；说远，又连本省都还没有走出去，曾经幻想的天山、边荒那样骄傲的浪漫与豪情，根本就无从谈起。
也许就在来到九镇的那一刻，肖姑娘就已经发现，原来广阔的天地对于她这个小小的个体而言，并不是那样的广阔。也许，她已经犯下了一个来不及后悔的错。
肖姑娘和几个同伴一起，被分配到了当时九镇区下属一个叫作封水溶的小山村，刚来的时候，村里那些淳朴的乡下人对他们几个从大城市来的稀客非常客气周到。村里还专门出面组织了一些青壮劳力，将村支部旁边一间空闲的杂房扩建打扫，让他们住上了那个年代中本地乡村极为少见的红砖房。
他们忐忑不安地住了下来，他们以为自己还需要接受的再教育，会像是在城里的课堂上一样，被骂被训，却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感兴趣的知识。但是，这里却完全没有人教育他们，也没有人盯着他们，让他们学习。除了每次开会，村支书都要例行公事地说些套话之外，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参加枯燥繁重的农活来挣工分。
他们里面没有人会做饭，于是，每天都会有几户人家屋里的堂客媳妇给他们送菜，时不时的，还能吃上一些精明能干的农户自己弄来的野味。
他们没有人会干农活，于是，每次开工，村里的汉子们都会主动地教他们，甚至帮他们，生怕累坏这些大地方的金贵娃娃。
但是，他们还是不开心。
这里没有城里的自来水，要喝水，就得每天早上跑几里地，去河边自己挑，然后灌进门前的那口大缸里，累人且不说，时不时的还常常可以看见漂浮在水上面的小昆虫；这里没有城里柔软的卫生纸，只有一种稻草做的草纸，擦起屁股来，粗糙刮人，一点都不吸水；这里没有城里的冰棍与风扇，热极了渴极了也只能自己摇着把破蒲扇强忍；这里没有城里的香肥皂，再脏再臭，也只有一盆清水；这里没有电影，没有小说，没有公交车，没有漂亮的姑娘和伢子；有的只是吐齿不清的老人唱着听不懂的戏文，聒噪的广播里播着村支书故作文雅却又洋相百出的讲话，浑身都是苍蝇的大水牛，以及一些蓬头垢面、粗野不堪的男男女女。
这个世界上，最为善变的两样东西就是天上的云与年轻人的心。
年轻的人们，热情消退的时候，就如同降临的时候一般，快如闪电，刻不容缓。当浪漫的幻想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这些半大的孩子们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开始偷懒，开始怠工，开始想方设法地回家休假，也开始讽刺而骄傲地面对着那些什么都不懂、愚蠢而肮脏的乡下人。
一开始，乡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亲热而客套。但是时间一长，从知青们的眼神中，从他们的嘴角边，从他们的沉默里，愚蠢的乡下人也终于渐渐明白了过来。于是，不再有人给他们送饭菜，不再有人教他们劳作，不再有人帮他们挣工分。村里开会的时候，也不再善意地回避问题替他们留面子，而是当面点名道姓地批评着他们的懒惰与落后。
他们与这个陌生的世界离得越来越远，就像是困在了太平洋的荒岛上，被完全孤立了起来。他们发现，剥开了那层虚伪的骄傲之后，原来，他们并不比这些愚蠢的乡巴佬强上多少。
他们终于慢慢懂得，再教育的真正意义原来是让他们无法反抗地去接受另外一种更差的生活。
他们承受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们每一个人都借着回城探亲的机会，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恳求着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他们的两个人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只可惜，没有人能够忤逆时代！
他们唯一可以换来的，也只能是父母的流泪或是呵斥。
他们终于绝望了，人一绝望就会麻木。而对于麻木的人来讲，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什么不可忍受的事情。
就这样，他们的青春在泥土和后悔中一年一年地消失，而他们的生命却也一年一年地熬了过来。
在后人的叙述中，时间过得总是那么快。
转眼间，历史的车轮就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十年浩劫结束的前一年，也是最为水深火热的一年。
和肖姑娘一起来到封水溶的几个知青，除了一个在开窑烧砖时不幸被塌方压死了之外，其他的几个人都纷纷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回到了城里。
偏僻的封水溶只留下了肖姑娘一个人，当年刚来的时候，眼中的小小村庄，在此时此刻的肖姑娘看来，却变得如此巨大，空旷。
肖姑娘不是蠢，也不是笨，更不是不想回去。
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是因为她不像别人，她没有办法，她回不去了。
其他的同伴都能回去，那是他们都有家，都有深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在城里付出了各种代价，进行了各种努力来替他们活动，替他们争取，他们才能回去。
可肖姑娘却没有家了。
当然，她本来也有一个温馨的家，也有爱她如珍宝的父母和哥哥。当初，就在她离开家的那一天，她与父母哥哥都还深信不疑，彼此一定还有重聚的一刻，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将会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
肖姑娘的父母也不是没有帮她活动，帮她争取，让她回城的能力。甚至，在同来的那几个人之中，肖姑娘的家世本应是最为殷实体面的一个。
她的父亲是长沙一家报社的主编，文笔风流，建国后发表文章无数，颇有影响；她的母亲则是长沙一所大学里面的音乐教师，弹得一手好钢琴，知书达理，温婉如花，深受学生敬重。
她离开家乡后的一年，哥哥在发生于长沙城内的一次大规模武斗当中，被重机枪把胸膛打穿了一个透明窟窿，当场死亡；第二年，因为在“大鸣大放”时期写过的几篇文章被人抓住了痛脚，父亲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打倒，母亲不肯与父亲划清关系，也一并受到牵连；半年后，年纪尚小，承受不住压力的肖姑娘通过组织教育，彻底认清了父母的反革命本质，在革委会上毅然决然地与父母划清了关系；又过了两个月，万念俱灰不堪受辱的父亲跳井自杀，肖姑娘得到消息想去看看母亲顺便安葬父亲遗体，却不被上级允许。只被告知，母亲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再后来，唯一的亲人母亲也杳无音信，从此不知去向……
在这样的痛苦与孤独中，肖姑娘却无比坚强地活着。我想，也许那个时候，她还依然相信，她终有回到长沙的一天，那个时候，她还能找回那些失去的幸福。
二〇一三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很火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面有一个片段，记录了一位河北采藕者的真实生活。
我还记得那个人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正当壮年，对着镜头，他说了一段话，具体怎么说我忘了，大概意思是：“采藕这个工作是个青春饭，一般都是冬天采，而且藕很脆，机器一掰就断在淤泥里，没有用了，所以，只能人工用手，天寒地冻地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间，不到一个小时，寒气就会浸入整个人的腰部和膝盖里面，防水服橡胶套都没有用。我每天都要工作十来个小时，工作完了，人腰酸背痛，疼得不得了。所以，趁着年轻多干几年。老了就不行了。”
采藕人的艰辛痛苦，镜头帮他记录下来，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同情。而且，他是在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与幸福在奋斗，是他个人自愿的选择。
可是，肖姑娘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七五年初，政府决定在当时九镇区公所所属的一处上游河段修建大型水库，待到水库修成之后，涝灾可以蓄洪，干旱可以放水，非涝非旱可以发电，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因此，为国家大事计，九镇地区每户人家都必须派出至少一个劳动力，算工分（前文中提到胡少强胡少立的母亲，同样就是累死在修建这个水库的时候）。
肖姑娘没有其他劳动力，有且仅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参加了，必须得参加。
水库开始修建的时候，是刚过完年，早春。
水库修建在白杨河上流的一座深山里，每个游泳的人都知道，大江大河里面的水永远都会比游泳池中的水感觉要冷很多。
因为，江河的水都是流动的，是活水，而游泳池就和采藕人种藕的小湖泊一样，不流动，是死水。
采藕人还有现代科技的防水服与橡胶套。
肖姑娘却什么都没有。在山区极度潮湿阴冷的倒春寒天气里面，肖姑娘和那些强壮精干的男人们一样，挑着几十斤的石头水泥，卷着裤腿，光着脚丫一步步地蹚入刺骨的河水中，涕泪交加，汗流浃背。
对于一个娇嫩年轻的姑娘而言，那是怎样如同地狱般的痛苦啊！
冰寒的水流在一瞬间就穿透了原本干燥的衣物，透过胸部以下淹没在水中的每一处毛孔，渗了进来，寒了她的胃，寒了她的心，也寒了她的子宫。尤其是每个月，女人来例假的那几天，原本就有痛经毛病的她，小腹更是愈发绞痛，让人死去活来，她一次次地晕倒在水里，一次次地被人救起，却又一次次地继续劳作。
因为，她没得选择。
她需要工分，她要吃饭，她要活着；没的工分，就没的饭吃，就活不下去。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拼死拼活，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就算有心，却也无力能够帮到她这个外人。
所以，她只能继续地晕倒，继续地劳作。
肖姑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一天比一天惨白。
又一次，蜷缩在工地四面漏风的简易茅棚里，捂着小腹痛到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之后，肖姑娘终于意识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她就永远也回不到长沙了，她会毫无疑问地死在这个鬼地方。
九镇不大，却也不小，区委书记和上级领导不可能自己亲自督办统计每家每户出多少劳动力，这项工作都是由各自所在地的村委会进行。
于是，在一次轮休的时候，回到了封水溶的肖姑娘，找到了村支部书记。
刚来那一年，那位教过两年小学，粗通文墨，虽然不太喜欢这帮娇生惯养的城里孩子，但却也还算正直和善的老支书早就在前两年被打倒批臭了。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姓牛，出生于村里一个穷了好几代的破落家庭，是个打小以来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除了老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着他的光棍汉。
但“文革”期间，因为此人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农，阶级成分极好，在批斗老支书的时候，由于痛恨老支书当年对他的白眼和讽刺，也格外卖力出众，居然摇身一变，混成了革命积极分子，从而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此人出头之后，一改往日猥琐懦弱的形象，整日里腆着肚子装腔作势，开始在村里面横行霸道，说一不二起来。
那一年，曾经如花蕾初绽的肖姑娘已经二十六七岁了。
牛错不是外号，也不是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擅自帮他改的，牛错真的就叫作牛错。
而我，之所以敢在文中写出“牛错”这两个真实的字，是因为，牛错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和他同一年死的那些人，骨头早都可以用来敲鼓了。但是，牛错的却不行，他连骨头没有了。
在牛错死的那年，有着一条极度混账的法律规定：枪毙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家属想找官府要回尸体的话，需要自己出五块钱的子弹费。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太多，但对于土里刨食的乡下人家而言，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数额。至少，够一家三口简简单单吃一个星期了。
牛错的母亲舍不得为他出那五块钱，所以，牛错死了之后，没有人帮他收尸。所以，他的尸体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是一个连坟墓都没有的夭亡鬼。
那么，一个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的卑微之人，我当然也就毫无顾忌，敢写出他的真名了。
牛错的真名很奇怪，至少，是我在世上癫了这么几十年以来，见过的最怪的名字。牛错的名字是他母亲帮他取的，世上应该很少有母亲会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一个“错”字，正如世上应该也很少有母亲会因为不想出五块钱人民币而不给自己唯一的儿子收尸一样。
可牛错的母亲却偏偏这样做了。
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从怀上了牛错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觉得这是一个错，一个让她后悔终生，却再也无法改正的错。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波接着一波事件，导致国民生产和经济建设几乎彻底停滞下来，失业率逐年升高，城市里面已经无法安顿连续几届总数过千万的毕业生就业。
人数如此之多，正值青春，精力无限，却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整日整夜游荡玩乐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无疑已经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即，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上下，无数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前仆后继，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
是时，有一位刚刚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的美丽肖姓姑娘。在偶像的强大感染之下，肖姑娘义无反顾地带着无限浪漫主义的遐想，投身进了接受再教育，建设广阔天地的行列中。
但可惜的是，她没有成为梦想中如同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样光荣的建设兵团女兵；也没有被分配到白山黑土的北大荒，去当一名骄傲的女拖拉机手。
她仅仅只是被人带着来到了离家几百公里之外的山区里面，一个叫作九镇的小地方。
这里，说好，却又远远比不上生她养她的省城长沙；说坏，却也有山有水有炊烟有人家，并不太用得上她甘愿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改天换地，建设一切的热情；说近，却也喝不到甘甜的白沙井水，见不到嘘寒问暖的亲人；说远，又连本省都还没有走出去，曾经幻想的天山、边荒那样骄傲的浪漫与豪情，根本就无从谈起。
也许就在来到九镇的那一刻，肖姑娘就已经发现，原来广阔的天地对于她这个小小的个体而言，并不是那样的广阔。也许，她已经犯下了一个来不及后悔的错。
肖姑娘和几个同伴一起，被分配到了当时九镇区下属一个叫作封水溶的小山村，刚来的时候，村里那些淳朴的乡下人对他们几个从大城市来的稀客非常客气周到。村里还专门出面组织了一些青壮劳力，将村支部旁边一间空闲的杂房扩建打扫，让他们住上了那个年代中本地乡村极为少见的红砖房。
他们忐忑不安地住了下来，他们以为自己还需要接受的再教育，会像是在城里的课堂上一样，被骂被训，却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感兴趣的知识。但是，这里却完全没有人教育他们，也没有人盯着他们，让他们学习。除了每次开会，村支书都要例行公事地说些套话之外，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参加枯燥繁重的农活来挣工分。
他们里面没有人会做饭，于是，每天都会有几户人家屋里的堂客媳妇给他们送菜，时不时的，还能吃上一些精明能干的农户自己弄来的野味。
他们没有人会干农活，于是，每次开工，村里的汉子们都会主动地教他们，甚至帮他们，生怕累坏这些大地方的金贵娃娃。
但是，他们还是不开心。
这里没有城里的自来水，要喝水，就得每天早上跑几里地，去河边自己挑，然后灌进门前的那口大缸里，累人且不说，时不时的还常常可以看见漂浮在水上面的小昆虫；这里没有城里柔软的卫生纸，只有一种稻草做的草纸，擦起屁股来，粗糙刮人，一点都不吸水；这里没有城里的冰棍与风扇，热极了渴极了也只能自己摇着把破蒲扇强忍；这里没有城里的香肥皂，再脏再臭，也只有一盆清水；这里没有电影，没有小说，没有公交车，没有漂亮的姑娘和伢子；有的只是吐齿不清的老人唱着听不懂的戏文，聒噪的广播里播着村支书故作文雅却又洋相百出的讲话，浑身都是苍蝇的大水牛，以及一些蓬头垢面、粗野不堪的男男女女。
这个世界上，最为善变的两样东西就是天上的云与年轻人的心。
年轻的人们，热情消退的时候，就如同降临的时候一般，快如闪电，刻不容缓。当浪漫的幻想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这些半大的孩子们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开始偷懒，开始怠工，开始想方设法地回家休假，也开始讽刺而骄傲地面对着那些什么都不懂、愚蠢而肮脏的乡下人。
一开始，乡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亲热而客套。但是时间一长，从知青们的眼神中，从他们的嘴角边，从他们的沉默里，愚蠢的乡下人也终于渐渐明白了过来。于是，不再有人给他们送饭菜，不再有人教他们劳作，不再有人帮他们挣工分。村里开会的时候，也不再善意地回避问题替他们留面子，而是当面点名道姓地批评着他们的懒惰与落后。
他们与这个陌生的世界离得越来越远，就像是困在了太平洋的荒岛上，被完全孤立了起来。他们发现，剥开了那层虚伪的骄傲之后，原来，他们并不比这些愚蠢的乡巴佬强上多少。
他们终于慢慢懂得，再教育的真正意义原来是让他们无法反抗地去接受另外一种更差的生活。
他们承受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们每一个人都借着回城探亲的机会，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恳求着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他们的两个人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只可惜，没有人能够忤逆时代！
他们唯一可以换来的，也只能是父母的流泪或是呵斥。
他们终于绝望了，人一绝望就会麻木。而对于麻木的人来讲，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什么不可忍受的事情。
就这样，他们的青春在泥土和后悔中一年一年地消失，而他们的生命却也一年一年地熬了过来。
在后人的叙述中，时间过得总是那么快。
转眼间，历史的车轮就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十年浩劫结束的前一年，也是最为水深火热的一年。
和肖姑娘一起来到封水溶的几个知青，除了一个在开窑烧砖时不幸被塌方压死了之外，其他的几个人都纷纷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回到了城里。
偏僻的封水溶只留下了肖姑娘一个人，当年刚来的时候，眼中的小小村庄，在此时此刻的肖姑娘看来，却变得如此巨大，空旷。
肖姑娘不是蠢，也不是笨，更不是不想回去。
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是因为她不像别人，她没有办法，她回不去了。
其他的同伴都能回去，那是他们都有家，都有深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在城里付出了各种代价，进行了各种努力来替他们活动，替他们争取，他们才能回去。
可肖姑娘却没有家了。
当然，她本来也有一个温馨的家，也有爱她如珍宝的父母和哥哥。当初，就在她离开家的那一天，她与父母哥哥都还深信不疑，彼此一定还有重聚的一刻，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将会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
肖姑娘的父母也不是没有帮她活动，帮她争取，让她回城的能力。甚至，在同来的那几个人之中，肖姑娘的家世本应是最为殷实体面的一个。
她的父亲是长沙一家报社的主编，文笔风流，建国后发表文章无数，颇有影响；她的母亲则是长沙一所大学里面的音乐教师，弹得一手好钢琴，知书达理，温婉如花，深受学生敬重。
她离开家乡后的一年，哥哥在发生于长沙城内的一次大规模武斗当中，被重机枪把胸膛打穿了一个透明窟窿，当场死亡；第二年，因为在“大鸣大放”时期写过的几篇文章被人抓住了痛脚，父亲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打倒，母亲不肯与父亲划清关系，也一并受到牵连；半年后，年纪尚小，承受不住压力的肖姑娘通过组织教育，彻底认清了父母的反革命本质，在革委会上毅然决然地与父母划清了关系；又过了两个月，万念俱灰不堪受辱的父亲跳井自杀，肖姑娘得到消息想去看看母亲顺便安葬父亲遗体，却不被上级允许。只被告知，母亲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再后来，唯一的亲人母亲也杳无音信，从此不知去向……
在这样的痛苦与孤独中，肖姑娘却无比坚强地活着。我想，也许那个时候，她还依然相信，她终有回到长沙的一天，那个时候，她还能找回那些失去的幸福。
二〇一三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很火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面有一个片段，记录了一位河北采藕者的真实生活。
我还记得那个人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正当壮年，对着镜头，他说了一段话，具体怎么说我忘了，大概意思是：“采藕这个工作是个青春饭，一般都是冬天采，而且藕很脆，机器一掰就断在淤泥里，没有用了，所以，只能人工用手，天寒地冻地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间，不到一个小时，寒气就会浸入整个人的腰部和膝盖里面，防水服橡胶套都没有用。我每天都要工作十来个小时，工作完了，人腰酸背痛，疼得不得了。所以，趁着年轻多干几年。老了就不行了。”
采藕人的艰辛痛苦，镜头帮他记录下来，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同情。而且，他是在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与幸福在奋斗，是他个人自愿的选择。
可是，肖姑娘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七五年初，政府决定在当时九镇区公所所属的一处上游河段修建大型水库，待到水库修成之后，涝灾可以蓄洪，干旱可以放水，非涝非旱可以发电，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因此，为国家大事计，九镇地区每户人家都必须派出至少一个劳动力，算工分（前文中提到胡少强胡少立的母亲，同样就是累死在修建这个水库的时候）。
肖姑娘没有其他劳动力，有且仅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参加了，必须得参加。
水库开始修建的时候，是刚过完年，早春。
水库修建在白杨河上流的一座深山里，每个游泳的人都知道，大江大河里面的水永远都会比游泳池中的水感觉要冷很多。
因为，江河的水都是流动的，是活水，而游泳池就和采藕人种藕的小湖泊一样，不流动，是死水。
采藕人还有现代科技的防水服与橡胶套。
肖姑娘却什么都没有。在山区极度潮湿阴冷的倒春寒天气里面，肖姑娘和那些强壮精干的男人们一样，挑着几十斤的石头水泥，卷着裤腿，光着脚丫一步步地蹚入刺骨的河水中，涕泪交加，汗流浃背。
对于一个娇嫩年轻的姑娘而言，那是怎样如同地狱般的痛苦啊！
冰寒的水流在一瞬间就穿透了原本干燥的衣物，透过胸部以下淹没在水中的每一处毛孔，渗了进来，寒了她的胃，寒了她的心，也寒了她的子宫。尤其是每个月，女人来例假的那几天，原本就有痛经毛病的她，小腹更是愈发绞痛，让人死去活来，她一次次地晕倒在水里，一次次地被人救起，却又一次次地继续劳作。
因为，她没得选择。
她需要工分，她要吃饭，她要活着；没的工分，就没的饭吃，就活不下去。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拼死拼活，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就算有心，却也无力能够帮到她这个外人。
所以，她只能继续地晕倒，继续地劳作。
肖姑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一天比一天惨白。
又一次，蜷缩在工地四面漏风的简易茅棚里，捂着小腹痛到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之后，肖姑娘终于意识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她就永远也回不到长沙了，她会毫无疑问地死在这个鬼地方。
九镇不大，却也不小，区委书记和上级领导不可能自己亲自督办统计每家每户出多少劳动力，这项工作都是由各自所在地的村委会进行。
于是，在一次轮休的时候，回到了封水溶的肖姑娘，找到了村支部书记。
刚来那一年，那位教过两年小学，粗通文墨，虽然不太喜欢这帮娇生惯养的城里孩子，但却也还算正直和善的老支书早就在前两年被打倒批臭了。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姓牛，出生于村里一个穷了好几代的破落家庭，是个打小以来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除了老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着他的光棍汉。
但“文革”期间，因为此人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农，阶级成分极好，在批斗老支书的时候，由于痛恨老支书当年对他的白眼和讽刺，也格外卖力出众，居然摇身一变，混成了革命积极分子，从而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此人出头之后，一改往日猥琐懦弱的形象，整日里腆着肚子装腔作势，开始在村里面横行霸道，说一不二起来。
那一年，曾经如花蕾初绽的肖姑娘已经二十六七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