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两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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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不是湖霖。
湖霖会因为看到时代的巨变、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看到死人而选择告别政治，回到离开了二十年的家洁身自好。
陈健不行。政治本来就是脏的，都怕脏，都跑了，都不沾身，那社会怎么办？
哪怕是一直有点伟光正色彩的、从做慈善和靠技术垄断弄钱的墨党，在经历了闽城的手工业者和无政府起义之后，身上的那层光环都已经退去。
陈健对闽郡的新议事会也不是太有兴趣。
就像他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的那篇文章一样，看似在讽刺质疑引力体系的人，实则也在讽刺党内一些对新郡属议事会极端上心的人。
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人为本还是以利润为本等等这些问题，就像是三角和算术一样的基础，如果连基础都没有取得共同认同，那政策的争论不可能有太大的结果，到最后还是沦落到这些基础的辩论上。
基础都不一样，在议事会里完全就是鸡同鸭讲，能得出一致的结论那就鬼了。以他们定下的基础，他们总是对的，修修补补根本解决不了闽郡此时面临的很多问题。
然而情势逼人，就算不太有兴趣也不得不有兴趣，必须要用任何可以采用的手段一点点地往前走。
党内的这场会议室闽郡新议事会作为权力机构和立法机关的开胃菜。墨党有党产，而且论及总体资产和隐性实力是远胜于南洋公司的。和那种穷的分文没有的底层党派建党时完全不同，国内几个大型的技术垄断企业都是墨党的党产，枪械和炸药作坊不但可以满足纠察队之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荷兰瑞典日本。
与其说这是一个在野党派，不如说这是一个大型资本集团，只不过这个大型资本集团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的，而是自发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加之这个大型资本集团刚刚建立不久，内部还没有形成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尤其是这个大型资本集团拥有广阔的未经开垦的、两个大洲的土地。名义上归所有人所有，但是如今的自由资本看不上那些土地，利润低不说有时候还是负收益率。
再者，闽郡有影响力的几个党派都是从进步同盟分出去的，是墨党选择了分裂清党的方式，而不是反过来。
因而闽郡的新议事会想要做任何事暂时都绕不开墨党，除非撕破脸来个你死我活把墨党杀干净。
不过现在那些人还没这个胆子，又没有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出钱出枪支持——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有资格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势力——旧势力在闽郡的力量不强，新生势力正在成长，所以只能选择与墨党合作。
现在不杀，以后就没机会了。
一旦合作，一旦郡属议事会认为自己进步并且尝试变革，那么墨党凭借组织、金钱和人员优势，凭借大荒城移民名额和高等中学推荐信名额作为驻村党支部的权力，数年之内就能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深入闽郡的农村，让农村彻底基层组织化。
到时候就不是想不想杀干净墨党的问题，而是要考虑预防反杀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墨党不再是一个公司样式的政党雏形，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党，尤其在陈健捐出党产之后，党内的讨论会越来越激烈、分歧也会越来越多。
未来是好的也是党内认同的基础，但怎么跨越现实与未来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争吵。
陈健还活着，所以这场会议在召开之初，就可以说这将是一场“团结的大会”，他还能镇得住、讲得通道理、靠威望保持团结、靠团结多数人保持不分裂。
然而事实上，裂痕已经产生。
现实改良派、分段革命派、城市工会派、自然资源和土地公有激进派、强制计划移民派……这些经过上次进步同盟解体而压下的矛盾，在党内又重新出现。
这次会议开得很不容易，也是陈健等人从环球航行归来之后的第一场扩大会议，也是确定陈健的私产变为党产的正式会议。
各地的代表从通知到起航，需要很长的时间，加上时不时有船只失事、被风吹离了航道等事情，从大荒城代表的船抵达闽城港口开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遍布各地的代表们才算是在闽城齐聚。
等待的这些时间，让季节从夏初变成了秋末，让闽郡的那条连接铁矿产区的运河都已经正式开挖，也让南洋公学的筹备委员会邀请到了各方人物正式举行了奠基礼。
秋末时候，四百一十二名代表齐聚墨党中央党部，这四百一十二名代表中除了共和国的国人之外，还有来自大荒城的明帝国移民七人，包括一名女性；两名大荒城本地奴隶制城邦中的原奴隶、如今的大荒城采摘烟叶的劳动英雄。
除了四百一十二名代表外，借着这次的机会，还有各地随船同来的一些观察者。
包括两名前儒家理学异端的心学泰州学派的田园情怀宗法派年轻文人；一名来自荷兰船厂的、还没有分清楚墨党未来和教会天国区别、但是思想正在靠近的雇工；以及一部分被邀请前往闽郡参观的形形色色人物。
很多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加了这场扩大会议，但很快那些热情就变为了困惑——很多人只是道德的好人、僧侣式的践行者，却并不是能够了解各种思潮根源的人。
正式大会的前几天，争吵就已经产生。
这是一场政党雏形到正式政党的蜕变会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章程》、《宣言》、《党纲》、《当前工作决议》等需要通过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也只能放在最后制定和表决。
这次代表大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在闽郡，对于闽郡成立了郡属议事会充满热情，并认为这是一次真正在“原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地方实现政治抱负的好时机，因而最开始的发言也就围绕着闽郡今后的种种政策进行。
既然想做闽郡的议事会，而非闽城的议事会，那么农村问题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归根结底，闽城有这样的基础：陈健扶植起来的新兴资本家、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业资本集团、棉粮商品化的经营性资本主义农场主、大量的纯粹手工业者和雇工，让闽城有了在闽郡以一个城市对抗整个闽郡农村旧阶层的力量。
但是，从城市将控制权深入农村怎么伸？用哪种方式伸？是激进变革还是调控改良？是单独干还是环绕在联合妥协的新郡属议事会之下？
为了对抗资产阶级提出的“郡属收容工厂的资金由闽郡富裕自耕农出钱反对工商业累进税”的挑动农民震压城市失业者的政策，墨党在之前平息手工业者和失业者起义中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与进步同盟其余派别联合给出的承诺是“不向自耕农加税、在租佃体系中地主减租减息”。
这个承诺让当初镇压水力纺织厂河谷起义的时候，资产阶级没有拉动农民而只能依靠资本招纳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力量反扑、墨党选择在镇压的时候中立和语言谴责、富裕自耕农选择冷眼旁观、日薪农业雇工在墨党的说服下没有参与水力纺织厂河谷起义、城市流浪者后备力量的佃农心怀希望没有选择参加起义。
现在郡属议事会虽然还在筹备但是这个承诺必须要兑现，如果承诺不兑现，那墨党只能选择和郡属议事会决裂，否则将会失去农村支持的基础。
在闽郡，工商业资本和地主已经有了掰腕子的实力。
农村对他们而言越早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越好，一方面是更为廉价的雇工和原材料、一方面是南洋公司选择和都城一些大家族合流导致了原本想投南洋公司的民间过剩资本想要深入农村土地、各种新作物出现导致的土地利润提升，以及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固有矛盾让他们可以认同在农村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也是墨党参与郡议事会规则体系的底线。
问题就出在这个计划中要实行的闽郡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这还属于改良的范畴。
可就是这个问题一经讨论，就引起了剧烈的争吵，各方之间各执一词。
两个闽郡不同的县的党内同志作了关于减租减息农村调查的报告，两个不同的县的佃农竟然出现了完全相悖的、一县支持、另一县反对的回馈。
原因不难理解。
这两个县，一个距离闽河和闽城很近，资本渗透容易，且很容易参与到商品化之中；另一个距离闽河和闽城都很远，穷乡僻壤，资本看不上、佃农走不出。
距离闽城很近的县，资本化的土地兼并正在进行，这时候搞减租减息，那就是逼着地主进行土地兼并——我自己经营也好、租给资本家也好，距离闽城这么近，肯定好过租给你们这些穷棒子啊。你们不是搞减租减息吗？那我就不租给你们，你们滚去城市吃屎去吧。
我自己经营、雇佣工人、参与商品化售卖获得利润，岂不美哉？
况且如今闽城大量的白银流入，原本的货币地租已经不合算了。
然而佃户需要生存，之前的城市失业者起义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支持减租减息，但是同时还得给我们制定一个优先租佃权或者强制租佃权啊。
你们减租减息了，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大块土地经营用不了那么多的雇工，我们涌入城市吃什么穿什么？活不下去起义再被震压？
佃户们问去进行调查的墨党成员，你们能给我们地主三代之内减租减息同时三代永佃的承诺吗？
暂时不能。
不能，那我们就连减租减息都不支持。
不减租减息，我们还能跟农奴似的被高利贷束缚在土地上，最起码能活。减租减息又不给永佃承诺，那我们自由是自由了，可能选择的就只能是自由的饿死或是流浪了。
距离闽城和闽河交通线很远的县，情况则完全相反。
那里资本根本懒得涉足，参与到商品交易之中成本太高，地主自己经营有风险，保守性让他们更喜欢收地租。
虽然土地早已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可是以农村高利贷为基础的非体制农奴制仍旧存在，名义上没有农奴，实则处处都是农奴。
在这种地方搞减租减息，佃农肯定大为支持——反正这土地你除了租给我们佃农外，你自己经营并不合算，而且闽城的资本不会愿意涉足，你们地主想收回经营和往外租都不合算。我们佃农当然支持减租减息了。
这里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农业日薪工也不多，新播种机、轧花机都机械也没有普及，租佃制让佃农苦不堪言的同时又不像是离闽城很近的县那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下的黑暗。
那里的保守地主纵然反对，只要闽郡的新议事会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墨党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出工作组和纠察队带着枪炮和那些保守地主谈谈。32
陈健不是湖霖。
湖霖会因为看到时代的巨变、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看到死人而选择告别政治，回到离开了二十年的家洁身自好。
陈健不行。政治本来就是脏的，都怕脏，都跑了，都不沾身，那社会怎么办？
哪怕是一直有点伟光正色彩的、从做慈善和靠技术垄断弄钱的墨党，在经历了闽城的手工业者和无政府起义之后，身上的那层光环都已经退去。
陈健对闽郡的新议事会也不是太有兴趣。
就像他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的那篇文章一样，看似在讽刺质疑引力体系的人，实则也在讽刺党内一些对新郡属议事会极端上心的人。
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人为本还是以利润为本等等这些问题，就像是三角和算术一样的基础，如果连基础都没有取得共同认同，那政策的争论不可能有太大的结果，到最后还是沦落到这些基础的辩论上。
基础都不一样，在议事会里完全就是鸡同鸭讲，能得出一致的结论那就鬼了。以他们定下的基础，他们总是对的，修修补补根本解决不了闽郡此时面临的很多问题。
然而情势逼人，就算不太有兴趣也不得不有兴趣，必须要用任何可以采用的手段一点点地往前走。
党内的这场会议室闽郡新议事会作为权力机构和立法机关的开胃菜。墨党有党产，而且论及总体资产和隐性实力是远胜于南洋公司的。和那种穷的分文没有的底层党派建党时完全不同，国内几个大型的技术垄断企业都是墨党的党产，枪械和炸药作坊不但可以满足纠察队之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荷兰瑞典日本。
与其说这是一个在野党派，不如说这是一个大型资本集团，只不过这个大型资本集团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的，而是自发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加之这个大型资本集团刚刚建立不久，内部还没有形成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尤其是这个大型资本集团拥有广阔的未经开垦的、两个大洲的土地。名义上归所有人所有，但是如今的自由资本看不上那些土地，利润低不说有时候还是负收益率。
再者，闽郡有影响力的几个党派都是从进步同盟分出去的，是墨党选择了分裂清党的方式，而不是反过来。
因而闽郡的新议事会想要做任何事暂时都绕不开墨党，除非撕破脸来个你死我活把墨党杀干净。
不过现在那些人还没这个胆子，又没有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出钱出枪支持——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有资格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势力——旧势力在闽郡的力量不强，新生势力正在成长，所以只能选择与墨党合作。
现在不杀，以后就没机会了。
一旦合作，一旦郡属议事会认为自己进步并且尝试变革，那么墨党凭借组织、金钱和人员优势，凭借大荒城移民名额和高等中学推荐信名额作为驻村党支部的权力，数年之内就能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深入闽郡的农村，让农村彻底基层组织化。
到时候就不是想不想杀干净墨党的问题，而是要考虑预防反杀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墨党不再是一个公司样式的政党雏形，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党，尤其在陈健捐出党产之后，党内的讨论会越来越激烈、分歧也会越来越多。
未来是好的也是党内认同的基础，但怎么跨越现实与未来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争吵。
陈健还活着，所以这场会议在召开之初，就可以说这将是一场“团结的大会”，他还能镇得住、讲得通道理、靠威望保持团结、靠团结多数人保持不分裂。
然而事实上，裂痕已经产生。
现实改良派、分段革命派、城市工会派、自然资源和土地公有激进派、强制计划移民派……这些经过上次进步同盟解体而压下的矛盾，在党内又重新出现。
这次会议开得很不容易，也是陈健等人从环球航行归来之后的第一场扩大会议，也是确定陈健的私产变为党产的正式会议。
各地的代表从通知到起航，需要很长的时间，加上时不时有船只失事、被风吹离了航道等事情，从大荒城代表的船抵达闽城港口开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遍布各地的代表们才算是在闽城齐聚。
等待的这些时间，让季节从夏初变成了秋末，让闽郡的那条连接铁矿产区的运河都已经正式开挖，也让南洋公学的筹备委员会邀请到了各方人物正式举行了奠基礼。
秋末时候，四百一十二名代表齐聚墨党中央党部，这四百一十二名代表中除了共和国的国人之外，还有来自大荒城的明帝国移民七人，包括一名女性；两名大荒城本地奴隶制城邦中的原奴隶、如今的大荒城采摘烟叶的劳动英雄。
除了四百一十二名代表外，借着这次的机会，还有各地随船同来的一些观察者。
包括两名前儒家理学异端的心学泰州学派的田园情怀宗法派年轻文人；一名来自荷兰船厂的、还没有分清楚墨党未来和教会天国区别、但是思想正在靠近的雇工；以及一部分被邀请前往闽郡参观的形形色色人物。
很多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加了这场扩大会议，但很快那些热情就变为了困惑——很多人只是道德的好人、僧侣式的践行者，却并不是能够了解各种思潮根源的人。
正式大会的前几天，争吵就已经产生。
这是一场政党雏形到正式政党的蜕变会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章程》、《宣言》、《党纲》、《当前工作决议》等需要通过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也只能放在最后制定和表决。
这次代表大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在闽郡，对于闽郡成立了郡属议事会充满热情，并认为这是一次真正在“原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地方实现政治抱负的好时机，因而最开始的发言也就围绕着闽郡今后的种种政策进行。
既然想做闽郡的议事会，而非闽城的议事会，那么农村问题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归根结底，闽城有这样的基础：陈健扶植起来的新兴资本家、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业资本集团、棉粮商品化的经营性资本主义农场主、大量的纯粹手工业者和雇工，让闽城有了在闽郡以一个城市对抗整个闽郡农村旧阶层的力量。
但是，从城市将控制权深入农村怎么伸？用哪种方式伸？是激进变革还是调控改良？是单独干还是环绕在联合妥协的新郡属议事会之下？
为了对抗资产阶级提出的“郡属收容工厂的资金由闽郡富裕自耕农出钱反对工商业累进税”的挑动农民震压城市失业者的政策，墨党在之前平息手工业者和失业者起义中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与进步同盟其余派别联合给出的承诺是“不向自耕农加税、在租佃体系中地主减租减息”。
这个承诺让当初镇压水力纺织厂河谷起义的时候，资产阶级没有拉动农民而只能依靠资本招纳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力量反扑、墨党选择在镇压的时候中立和语言谴责、富裕自耕农选择冷眼旁观、日薪农业雇工在墨党的说服下没有参与水力纺织厂河谷起义、城市流浪者后备力量的佃农心怀希望没有选择参加起义。
现在郡属议事会虽然还在筹备但是这个承诺必须要兑现，如果承诺不兑现，那墨党只能选择和郡属议事会决裂，否则将会失去农村支持的基础。
在闽郡，工商业资本和地主已经有了掰腕子的实力。
农村对他们而言越早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越好，一方面是更为廉价的雇工和原材料、一方面是南洋公司选择和都城一些大家族合流导致了原本想投南洋公司的民间过剩资本想要深入农村土地、各种新作物出现导致的土地利润提升，以及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固有矛盾让他们可以认同在农村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也是墨党参与郡议事会规则体系的底线。
问题就出在这个计划中要实行的闽郡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这还属于改良的范畴。
可就是这个问题一经讨论，就引起了剧烈的争吵，各方之间各执一词。
两个闽郡不同的县的党内同志作了关于减租减息农村调查的报告，两个不同的县的佃农竟然出现了完全相悖的、一县支持、另一县反对的回馈。
原因不难理解。
这两个县，一个距离闽河和闽城很近，资本渗透容易，且很容易参与到商品化之中；另一个距离闽河和闽城都很远，穷乡僻壤，资本看不上、佃农走不出。
距离闽城很近的县，资本化的土地兼并正在进行，这时候搞减租减息，那就是逼着地主进行土地兼并——我自己经营也好、租给资本家也好，距离闽城这么近，肯定好过租给你们这些穷棒子啊。你们不是搞减租减息吗？那我就不租给你们，你们滚去城市吃屎去吧。
我自己经营、雇佣工人、参与商品化售卖获得利润，岂不美哉？
况且如今闽城大量的白银流入，原本的货币地租已经不合算了。
然而佃户需要生存，之前的城市失业者起义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支持减租减息，但是同时还得给我们制定一个优先租佃权或者强制租佃权啊。
你们减租减息了，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大块土地经营用不了那么多的雇工，我们涌入城市吃什么穿什么？活不下去起义再被震压？
佃户们问去进行调查的墨党成员，你们能给我们地主三代之内减租减息同时三代永佃的承诺吗？
暂时不能。
不能，那我们就连减租减息都不支持。
不减租减息，我们还能跟农奴似的被高利贷束缚在土地上，最起码能活。减租减息又不给永佃承诺，那我们自由是自由了，可能选择的就只能是自由的饿死或是流浪了。
距离闽城和闽河交通线很远的县，情况则完全相反。
那里资本根本懒得涉足，参与到商品交易之中成本太高，地主自己经营有风险，保守性让他们更喜欢收地租。
虽然土地早已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可是以农村高利贷为基础的非体制农奴制仍旧存在，名义上没有农奴，实则处处都是农奴。
在这种地方搞减租减息，佃农肯定大为支持——反正这土地你除了租给我们佃农外，你自己经营并不合算，而且闽城的资本不会愿意涉足，你们地主想收回经营和往外租都不合算。我们佃农当然支持减租减息了。
这里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农业日薪工也不多，新播种机、轧花机都机械也没有普及，租佃制让佃农苦不堪言的同时又不像是离闽城很近的县那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下的黑暗。
那里的保守地主纵然反对，只要闽郡的新议事会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墨党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出工作组和纠察队带着枪炮和那些保守地主谈谈。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