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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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台上的患者越来越没有了反应，血氧饱和度持续地下降，面色越来越差，手术室里的两位医生和护士忙得团团转。
“Have the family arrived(家属到了没)?!”持续胸外按压的主刀医生显然已经即将耗尽最后的力气，万分着急地朝着一旁的护士怒吼。
“Not yet（没有）!”护士无奈地摇摇头，近乎放弃的边缘。
“Prepare for intubation（准备气管插管）!”主刀医生发号施令，但一旁的护士却有点面露难色。
显而易见，抢救的节奏被打乱了，团队里有人质疑了医生的决定。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此时此刻，持续不断的高质量心肺复苏可能是抢回这条人命的唯一方法，在国内，我们的医生几乎不会犹豫，除非患者及家属生前共同要求，放弃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否则，我们会尽可能快地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维持正常的通气功能和全身各器官细胞的供氧。
“What happened(发生了什么？)?”我扭头赶忙询问一旁的史蒂夫，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停下进一步的抢救，对患者来说无疑的致命的。
“No authorization(没有授权委托书).”史蒂夫侧向我，轻轻地对我说。
我恍然大悟，却又瞬间陷入疑惑，难道医生没有在紧急情况下为患者采取紧急医疗措施的权利吗？有创的手术都做了，不也没有家属签字麽？怎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反而犹豫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同样穿着手术衣带着口罩的人气喘吁吁地赶来通知我们，这个男人的女儿到了。
“You lead the rescue(你来主持抢救)!”主刀医生听到家属到了，立马将指挥权交给了副手，急忙跟着前来通报的人走了出去。
我想他应该是去争取所谓的“授权委托“和”知情同意”去了，中国人更通俗易懂地讲成了“找家属沟通签字”。主刀医生一走，手术室就只剩了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俩一个下达医嘱，一个执行医嘱，同时还要维持胸外心脏按压和简易呼吸器维持通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按国际通行心肺复苏指南，两人在场的急救现场，只能一个负责呼吸，一个人负责按压，每15次按压和2次通气之后就要迅速交替位置，按压中断不能超过十秒钟，否则将大大降低复苏的有效性。胸外按压最折磨施救者的并非是要求苛刻的专业技能，而是其对体力的消耗。
有过心肺复苏经历的医护人员一定深有体会，因为胸外按压使用的是腰部力量，而控制恰到好处的按压深度更是需要极大的耐力和控制力，基本上30个标准按压下来，人就基本上废了。在国内时，我曾多次参与抢救工作，最长的一次，三个人交替按压了近一个半小时，抢救结束后，腰是断的，头发是散乱的，眼镜是歪在鼻梁上的，而两个胳膊像是断了，手掌不停地颤抖，几乎无法持物。
“I can CPR! I can help you（我会心肺复苏，我可以帮助你们）!”我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倒腾地精疲力尽，杂乱的心电图波形完全都是按压的效果，病床上的病人丝毫没有生命的迹象，我越发的着急，若是在国内，我早就冲在了最前面。
他们在忙碌之中迅速地对视了一下，然后立马答应了的加入。
所有的无菌措施在一开始就穿戴好了，无需任何准备，我立马走上前加入了战斗。
我站上踏板，以至于能有最舒服的高度来进行操作，十字交叉定位法迅速定位按压部位，双手交叉叠放，紧盯患者面庞，保持肩肘直立在同一直线上，用尽上身的力量：“one！two！three！four！……”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英文数字报数，但神奇的是，使用得还算流利，没有卡顿，没有数错。我们三个人的临时团队没有任何磨合，却配合地还算默契。医生和我负责按压和头位的通气，我对大多数抢救药物的英文名字都不是很熟悉，更不清楚放置位置，于是手术室的护士自然就负责给药和记录，医生在捏皮球的过程中，也有时间观察患者病情，并且下达相应的医嘱。
史蒂夫后来也加入的我们，约莫过了十来分钟，台上的患者仍旧没有恢复自主心跳，而此时，出去与家属谈话的主刀医生回到了手术室，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监护上杂乱的心电图，和我们所有的充满期待的眼神，给了我们一个无限遗憾的叹息。
家属放弃了抢救，于是我们也无需再做无意义的抢救，主刀医生示意我们停止，一切都结束了。
可是还没到三十分钟呢！还没有呢吧？指南上不是说心肺复苏三十分钟仍无效才可以停止吗？！我提出质疑，却没有人理我，我一边继续做心肺复苏，一边用蹩脚的英文试图与他们进行交流，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了理解，但更多的，是遗憾。
不行！不可以！还可以再等等！
我不再理会他们的眼神，好在也并没有人冲上来制止我。所有的动作都变得机械，像是肌肉都形成了记忆，不知疲惫地周而复始。
此时我也能仔细地看一看眼前这个已经几乎已经被宣布死亡的中年男性，这个我在都柏林抢救的第一个病例。他体态臃肿，毛发旺盛，原本极其痛苦的面部表情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松弛下来，他胡子邋遢，嘴唇面色和裸露的身体变得煞白，唯有胸口这块被我按压的部分，还存留一丝红晕。
“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啊……”我嘴里不停重复着这句话，像每一次拼尽全力地抢救一样，仍由长发从一次性帽子里露了出来，随着身体的起伏在额前甩来甩去，鼻梁上的眼镜一如既往地歪七扭八，只有在按压的间隙用胳膊迅速地拨正，数数的声音也由于力气消失殆尽，而变成了急促的气声。
不知道按压的多久，也不知道已经做了多少个循环，更无暇顾及旁边的三个老外，正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情绪。直到监护仪闪过了一声清脆的“滴”声，像是照进黑夜的一缕阳光，镇静了在场的所有人，监护仪不再只是闪红色的报警，绿色的提示灯开始闪烁，我立即停止了手上的动作，不敢相信地转过身，盯着监护仪上闪过的下一段波形，是的，自主心律！
那一瞬间的欣喜若狂抵消了身体所有的不适，身后的医生护士迅速地冲上前来，重新围到了手术台周围。我被史蒂夫拉到了人群的外围，看着手术室的门开开合合，帮忙和围观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我瘫坐在地上，眼神有一些迷离，双手搭在膝盖上，同样如每一次精疲力尽之后那样，不停地颤抖着。
心电图上仍旧出现了很多的室性早搏，这个患者最后的结局可能依旧不会太好，但至少，此时，他还活着……我艰难地站起身来，用力甩了甩手，穿过一个又一个人走出了手术室。
里面太闷了，我想休息会……
但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台上的患者越来越没有了反应，血氧饱和度持续地下降，面色越来越差，手术室里的两位医生和护士忙得团团转。
“Have the family arrived(家属到了没)?!”持续胸外按压的主刀医生显然已经即将耗尽最后的力气，万分着急地朝着一旁的护士怒吼。
“Not yet（没有）!”护士无奈地摇摇头，近乎放弃的边缘。
“Prepare for intubation（准备气管插管）!”主刀医生发号施令，但一旁的护士却有点面露难色。
显而易见，抢救的节奏被打乱了，团队里有人质疑了医生的决定。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此时此刻，持续不断的高质量心肺复苏可能是抢回这条人命的唯一方法，在国内，我们的医生几乎不会犹豫，除非患者及家属生前共同要求，放弃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否则，我们会尽可能快地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维持正常的通气功能和全身各器官细胞的供氧。
“What happened(发生了什么？)?”我扭头赶忙询问一旁的史蒂夫，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停下进一步的抢救，对患者来说无疑的致命的。
“No authorization(没有授权委托书).”史蒂夫侧向我，轻轻地对我说。
我恍然大悟，却又瞬间陷入疑惑，难道医生没有在紧急情况下为患者采取紧急医疗措施的权利吗？有创的手术都做了，不也没有家属签字麽？怎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反而犹豫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同样穿着手术衣带着口罩的人气喘吁吁地赶来通知我们，这个男人的女儿到了。
“You lead the rescue(你来主持抢救)!”主刀医生听到家属到了，立马将指挥权交给了副手，急忙跟着前来通报的人走了出去。
我想他应该是去争取所谓的“授权委托“和”知情同意”去了，中国人更通俗易懂地讲成了“找家属沟通签字”。主刀医生一走，手术室就只剩了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俩一个下达医嘱，一个执行医嘱，同时还要维持胸外心脏按压和简易呼吸器维持通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按国际通行心肺复苏指南，两人在场的急救现场，只能一个负责呼吸，一个人负责按压，每15次按压和2次通气之后就要迅速交替位置，按压中断不能超过十秒钟，否则将大大降低复苏的有效性。胸外按压最折磨施救者的并非是要求苛刻的专业技能，而是其对体力的消耗。
有过心肺复苏经历的医护人员一定深有体会，因为胸外按压使用的是腰部力量，而控制恰到好处的按压深度更是需要极大的耐力和控制力，基本上30个标准按压下来，人就基本上废了。在国内时，我曾多次参与抢救工作，最长的一次，三个人交替按压了近一个半小时，抢救结束后，腰是断的，头发是散乱的，眼镜是歪在鼻梁上的，而两个胳膊像是断了，手掌不停地颤抖，几乎无法持物。
“I can CPR! I can help you（我会心肺复苏，我可以帮助你们）!”我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倒腾地精疲力尽，杂乱的心电图波形完全都是按压的效果，病床上的病人丝毫没有生命的迹象，我越发的着急，若是在国内，我早就冲在了最前面。
他们在忙碌之中迅速地对视了一下，然后立马答应了的加入。
所有的无菌措施在一开始就穿戴好了，无需任何准备，我立马走上前加入了战斗。
我站上踏板，以至于能有最舒服的高度来进行操作，十字交叉定位法迅速定位按压部位，双手交叉叠放，紧盯患者面庞，保持肩肘直立在同一直线上，用尽上身的力量：“one！two！three！four！……”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英文数字报数，但神奇的是，使用得还算流利，没有卡顿，没有数错。我们三个人的临时团队没有任何磨合，却配合地还算默契。医生和我负责按压和头位的通气，我对大多数抢救药物的英文名字都不是很熟悉，更不清楚放置位置，于是手术室的护士自然就负责给药和记录，医生在捏皮球的过程中，也有时间观察患者病情，并且下达相应的医嘱。
史蒂夫后来也加入的我们，约莫过了十来分钟，台上的患者仍旧没有恢复自主心跳，而此时，出去与家属谈话的主刀医生回到了手术室，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监护上杂乱的心电图，和我们所有的充满期待的眼神，给了我们一个无限遗憾的叹息。
家属放弃了抢救，于是我们也无需再做无意义的抢救，主刀医生示意我们停止，一切都结束了。
可是还没到三十分钟呢！还没有呢吧？指南上不是说心肺复苏三十分钟仍无效才可以停止吗？！我提出质疑，却没有人理我，我一边继续做心肺复苏，一边用蹩脚的英文试图与他们进行交流，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了理解，但更多的，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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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理会他们的眼神，好在也并没有人冲上来制止我。所有的动作都变得机械，像是肌肉都形成了记忆，不知疲惫地周而复始。
此时我也能仔细地看一看眼前这个已经几乎已经被宣布死亡的中年男性，这个我在都柏林抢救的第一个病例。他体态臃肿，毛发旺盛，原本极其痛苦的面部表情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松弛下来，他胡子邋遢，嘴唇面色和裸露的身体变得煞白，唯有胸口这块被我按压的部分，还存留一丝红晕。
“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啊……”我嘴里不停重复着这句话，像每一次拼尽全力地抢救一样，仍由长发从一次性帽子里露了出来，随着身体的起伏在额前甩来甩去，鼻梁上的眼镜一如既往地歪七扭八，只有在按压的间隙用胳膊迅速地拨正，数数的声音也由于力气消失殆尽，而变成了急促的气声。
不知道按压的多久，也不知道已经做了多少个循环，更无暇顾及旁边的三个老外，正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情绪。直到监护仪闪过了一声清脆的“滴”声，像是照进黑夜的一缕阳光，镇静了在场的所有人，监护仪不再只是闪红色的报警，绿色的提示灯开始闪烁，我立即停止了手上的动作，不敢相信地转过身，盯着监护仪上闪过的下一段波形，是的，自主心律！
那一瞬间的欣喜若狂抵消了身体所有的不适，身后的医生护士迅速地冲上前来，重新围到了手术台周围。我被史蒂夫拉到了人群的外围，看着手术室的门开开合合，帮忙和围观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我瘫坐在地上，眼神有一些迷离，双手搭在膝盖上，同样如每一次精疲力尽之后那样，不停地颤抖着。
心电图上仍旧出现了很多的室性早搏，这个患者最后的结局可能依旧不会太好，但至少，此时，他还活着……我艰难地站起身来，用力甩了甩手，穿过一个又一个人走出了手术室。
里面太闷了，我想休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