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辩论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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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右监张谭和侍御使唐众及其随员在部曹吃了午餐，便与周澈等一起到了二堂歇息聊天。早上审案，天还是晴的，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天就渐渐阴起来，现在居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签押房外的滴水檐下，几个衙差无聊地仰首望天，雨水渐渐凝成雨幕，从檐上汇聚起来，流到廊下，于一汪小水泊中溅起朵朵雨花儿，随生随灭。
二堂里，周澈、张谭、唐众三位主审官随意地坐着，东拉西扯地聊天。别看他们在公堂上剑拔弩张，只消对自己立场有利的，哪怕是一句话、一个词，也要争来争去，绝不相让，这时候却是一片悠闲自在。
几个人的话题谈的很宽，从钱粮田赋收支，到各州郡县的官吏俸禄，乃至地方民情习俗等等，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聊着聊着，张谭和唐众便聊到了他们主持司法，这些年来处断的一些大案要案。这些话题，周澈自然是插不上嘴的，因此就成了一个洗耳恭听的陪客。
周澈听了一阵，忽然午后的钟声响了，张谭笑了笑，肃然之气开始在眸中氤氲：“周司刑。咱们升堂？”
周澈也笑，只是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感觉：“犯案事实已然清楚无误，接下来，你我三人该就量刑事宜磋商一下，拿出一个叫皇上、叫朝廷、叫百姓信服的判决出来。本官建议，咱们就在这二堂商议好了。两位以为如何？”
张谭和唐众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道：“自无不妥，如此…无需正襟危坐，咱们也轻松一些，哈哈哈哈…”
笑声戛然而止，三个人陡然都静下来，雨声好象这时才从厅外传进来，淅淅沥沥…
两名衙役抬了一张几案悄然放下，放好笔墨竹简，一位书记吏在几案后面坐下。厅中就像在演一部默片。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当书记吏做好准备时，周澈坐直了身子，对张谭和唐众道：“张右监、唐御史，二位谁先表述一下？”
张唐二人客气一番，便由先审此案的廷尉右监张谭做结案陈词。
张谭咳嗽一声，说道：“王逸上门讨债，常翔无力偿还。双方发生口角，既而发生争斗，争执中，常威助父行凶，击杀王逸，事实清楚，当事人也供认不讳。吾大汉律规定，父为人所殴，子相救，致人伤残，照寻常斗殴罪减三等。至人死亡者，依常律处斩！故此，本官以为，常威应判死刑！”
唐众瞟了周澈一眼，见其安坐不动，知道他是等着自己开口。他若开口，必是反驳廷尉府，建议减刑的，虽然距周澈的无罪释放还差着一筹，终究有相通之处，不免等于帮了周澈的忙。可是眼下周澈不语，他也只好开口。在他想来，减刑从道义上是可以发挥一下的，至于无罪释放，却未免施刑过宽了。
眼下不妨先驳倒御史台和部曹的共同敌人廷尉府，再与周澈计较，主意一定，便道：“法令之作用，在于防凶暴。孝行之作用，在于开教化。常威救父，是行孝而非凶暴。常威年纪幼小，能明白行孝的道理，这不是因为朝廷教化的功劳吗？《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今常威幼符至孝！我等谳刑司法，应该惩恶扬善！常威虽然杀人当死，不过他尚在童年，能知父子之道，若令其偿命，恐有悖朝廷彰行孝道之义，故而本官以为，应罪减一等。如此，既彰行孝道，又惩治不法，两全其美！”
一旁书记奋笔疾书，将官员们的论刑依据一一记下。
张谭反驳道：“常翔欠债在先，非义也。王逸索债，常翔拒之，又生口角，只是寻常殴斗。常威助父行凶，若以孝道遮掩，减其刑罚，如此，天下人但有为非作歹者，其子岂不是都可以助父为虐了？”
唐众眉头一挑，道：“张右监口口声声说常翔欠债在先，是为不义。莫非足下忘了，京郊游玩，王逸见色起意，是以蓄意设赌，引诱常翔的事了？若说不义，王逸不义在先，何以独责常家之过？”
周澈嘴角一丝笑意飞快地掠过，他就知道，这两人相争，必定会谈到谁先有过错这个问题。御史台当初给他设了个套，只要他同情常家，想为常家减罪，就只能为御史台所用。而今，他比御史台更激进一步，御史台这个套就成了给他们自己下的了，只要他们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可避免的要在这一点上与周澈站在一起。
厅外的雨继续下着，而且越下越大。厅中代表廷尉府的张谭和代表御史台的唐众辩论也愈发激烈起来，两个人把自己所有能讲的理由都说了出来。到后来已经再无新意，只能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抬杠了。
这时候，一直静坐不语的周澈突然插口道：“本官以为，御史台所言有理！法由情断，王逸见色起意，图谋不轨。常陈氏之死，王逸难辞其咎。之后，他又设赌骗人，灵前相欺，如此恶行，神憎鬼厌，自有取死之道！”
唐众道：“这么说，周司刑是同意我御史台的意见了？”
周澈马上摇头道：“某同意御史台对王逸不义在先，自有取死之道的看法，但是在量刑上与御史台又有不同！”
他看了看张谭和唐众，朗声道：“法理不外乎情理。情与法，互为轻重，那么谁轻谁重？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什么时候不会因为严肃执法而伤了伦理道德，什么时候不会因为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了国家刑法？”
他左右看看，又道：“这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了。区别不同情况，或者法就于情，或者情让于法，或者情法各让一步，以求和谐。”
唐众立即插口道：“我御史台建议减刑，正是这般想法！”
周澈马上响应道：“御史台能基于这一点考虑减刑，某赞同！不过某之所以坚持常威应无罪开释，自有某的道理！”
他慢慢站起来。说道：“朝廷之法，素来重名教。所以，尊长与卑幼发生骂、殴、伤、杀等事时，卑幼一方承担更多责任！父母若殴杀子女。为子女者不能举告父母！父母杀了人，子女也不能告。
可是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依我朝律法该当如何呢？两位熟谙律法，应该知道，那时，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尊者讳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
父亲也是尊长，母亲也是尊长，何以如此呢？因为同为亲情，父亲重于母亲，所以，于孝行之中，又加了尊卑的考量，父亲之亲尊于母亲之亲，因此母杀父，则应当举告。张右监、唐御史，本官说的对么？”
张谭和唐众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本朝律法如此，他们也辩驳不得。
周澈又道：“我大汉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若打伤对方，比照普通殴伤罪减一等处治。某想请教两位，他人殴打了自己的父祖，自有官府衙门可以惩办啊，告到官府不就行了，为何律法规定子孙应该马上还击解救尊长呢？”
唐众道：“这是因为做子孙的，有对尊长尽孝道的义务。眼看尊长被殴打，却不施救，只等事后举告到官府，这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若因有官府庇护而放弃孝道伦理，难道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道德吗？不过…”
唐众皱了皱眉，道：“不过这与你我所议有何关系？常威救父，我御史台本就认为理所应当。只不过，救父固然是出于孝道，当时却非一定要杀人才能救父。杀人就是违法，救父乃是行孝，所以御史台取折衷之策，建议减刑，有何不对？”
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廷尉府丢在了一边。本来是死罪、减刑、无罪这样三个话题，在周澈巧妙地诱导下，已经把死罪抛到了一边，变成减刑和无罪之争了。
周澈道：“我举此例是想说明，律法是人设立的，所以它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一些设立律法的时候不曾想到的问题，当律法明显有悖于道德伦理甚至情理的时候，一味坚持法律是很荒谬的，这么做甚至是背离了设立法令的初衷。”
张谭冷笑道：“任你口才了得，不过是想为常威免罪罢了！礼法二事，王教大端。周司刑，这桩杀人案，若据礼经而放人，则律法形同虚设！若依律法，则杀人者当死！礼与法，皆为王道，你如何取舍呢？”
唐众一听，赶紧推销自己的减罪论，接口道：“所以说啊，常威不救父，则有悖孝道。为了救父而杀人，则手段过激，若不惩处，来日必有人恃礼教而犯国法。我御史台主张轻判，即彰扬了孝道，又使人不敢轻易违法！”
周澈道：“唐御史谬也，张右监更是大谬。为什么这么说呢？盖因律法与礼教之上，尚有大义与小义之权衡。比如说，我大汉律规定，有人犯罪，你若知而不告，便是有罪！但是犯罪者是你的祖父母或父母时，你告了反而是有罪了，这就是因为涉及孝道。
看见外人犯罪，你不告有罪。看见你的祖父母或父母犯罪，你告了有罪，要判你绞刑的；然而，若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的是谋反大罪时，规定又是一变，这时候告了无罪，不告则有罪了，何以如此？”
周澈扫了他们一眼，咄咄逼人地道：“为什么同样是祖父母、父母犯罪，前者告了你有罪，因为你不孝。后者不告你有罪？因为这是谋反！谋反，受害者是千家万户，所以你一家一姓的孝，要服从天下人的公益。
可见，律法与道德伦理产生抵触的时候。一般要迁就于道德伦理。可是这个范围只限于一家一姓之间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如果犯人的罪行损及天下人如谋反大罪，则律法要置于孝道之上，纵是子女也该告他。
综上所述，法也好，道也好。运用存乎一心。全看它对天下人的作用如何。常威救父心切，错手杀人，不是故意行凶，他是为了行孝，所损及者只是王逸一人。被杀者又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王逸见色起意，设赌为局，逼死常陈氏。常氏一家，常威的祖母、父亲、母亲皆因王逸一人而受害，其人作为。伤天害理！威因行孝而致其死亡，应该得到宽宥，如此，彰行的不止是常威的孝道，也是维护天下人的公义！”
张谭晒然道：“如此说来，那窦氏老妪打死儿媳。也当免罪了。这不是孝道吗！”
周澈正色道：“这不是孝道！常陈氏与这老妇比起来年轻力壮，可是这老妇将她活活打死，她可曾反抗过？她已经尽了孝道。常陈氏被打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可曾举告？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也尽了孝道。
举告者何人？坊间百姓是也！窦氏老妇刁蛮冷厉，明明是奸人作祟，儿子品行低劣。却无端迁怒于贞淑温良的儿媳，将她活活打死，激起众怒，由坊间百姓告至里长、游缴处。再由游缴告至洛阳府，这是义，天下之义！”
周澈说到这里，提起丹田之气，将他的结案陈词最后一句远远地送了出去，便是散布在抄手游廊里的衙差公吏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法律若不能鼓励道德行为就不是善法，法治若不能鼓励道德行为就不是善治！据此，本官以为，常威无罪！”
张谭沉声道：“我廷尉府反对！”
唐众也勃然道：“我御史台反对！”
“那就没办法了！”周澈把手一摊说道：“既然咱们各执己见，这三堂会审看来也是没有结论了。那就…具事陈奏，呈尚书台、三公府，由诸公们和圣上定夺！”
“哐啷啷…天空中适时响起一声夏雷，为周澈这句话，打上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注解。
廷尉右监张谭和侍御使唐众及其随员在部曹吃了午餐，便与周澈等一起到了二堂歇息聊天。早上审案，天还是晴的，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天就渐渐阴起来，现在居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签押房外的滴水檐下，几个衙差无聊地仰首望天，雨水渐渐凝成雨幕，从檐上汇聚起来，流到廊下，于一汪小水泊中溅起朵朵雨花儿，随生随灭。
二堂里，周澈、张谭、唐众三位主审官随意地坐着，东拉西扯地聊天。别看他们在公堂上剑拔弩张，只消对自己立场有利的，哪怕是一句话、一个词，也要争来争去，绝不相让，这时候却是一片悠闲自在。
几个人的话题谈的很宽，从钱粮田赋收支，到各州郡县的官吏俸禄，乃至地方民情习俗等等，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聊着聊着，张谭和唐众便聊到了他们主持司法，这些年来处断的一些大案要案。这些话题，周澈自然是插不上嘴的，因此就成了一个洗耳恭听的陪客。
周澈听了一阵，忽然午后的钟声响了，张谭笑了笑，肃然之气开始在眸中氤氲：“周司刑。咱们升堂？”
周澈也笑，只是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感觉：“犯案事实已然清楚无误，接下来，你我三人该就量刑事宜磋商一下，拿出一个叫皇上、叫朝廷、叫百姓信服的判决出来。本官建议，咱们就在这二堂商议好了。两位以为如何？”
张谭和唐众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道：“自无不妥，如此…无需正襟危坐，咱们也轻松一些，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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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衙役抬了一张几案悄然放下，放好笔墨竹简，一位书记吏在几案后面坐下。厅中就像在演一部默片。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当书记吏做好准备时，周澈坐直了身子，对张谭和唐众道：“张右监、唐御史，二位谁先表述一下？”
张唐二人客气一番，便由先审此案的廷尉右监张谭做结案陈词。
张谭咳嗽一声，说道：“王逸上门讨债，常翔无力偿还。双方发生口角，既而发生争斗，争执中，常威助父行凶，击杀王逸，事实清楚，当事人也供认不讳。吾大汉律规定，父为人所殴，子相救，致人伤残，照寻常斗殴罪减三等。至人死亡者，依常律处斩！故此，本官以为，常威应判死刑！”
唐众瞟了周澈一眼，见其安坐不动，知道他是等着自己开口。他若开口，必是反驳廷尉府，建议减刑的，虽然距周澈的无罪释放还差着一筹，终究有相通之处，不免等于帮了周澈的忙。可是眼下周澈不语，他也只好开口。在他想来，减刑从道义上是可以发挥一下的，至于无罪释放，却未免施刑过宽了。
眼下不妨先驳倒御史台和部曹的共同敌人廷尉府，再与周澈计较，主意一定，便道：“法令之作用，在于防凶暴。孝行之作用，在于开教化。常威救父，是行孝而非凶暴。常威年纪幼小，能明白行孝的道理，这不是因为朝廷教化的功劳吗？《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今常威幼符至孝！我等谳刑司法，应该惩恶扬善！常威虽然杀人当死，不过他尚在童年，能知父子之道，若令其偿命，恐有悖朝廷彰行孝道之义，故而本官以为，应罪减一等。如此，既彰行孝道，又惩治不法，两全其美！”
一旁书记奋笔疾书，将官员们的论刑依据一一记下。
张谭反驳道：“常翔欠债在先，非义也。王逸索债，常翔拒之，又生口角，只是寻常殴斗。常威助父行凶，若以孝道遮掩，减其刑罚，如此，天下人但有为非作歹者，其子岂不是都可以助父为虐了？”
唐众眉头一挑，道：“张右监口口声声说常翔欠债在先，是为不义。莫非足下忘了，京郊游玩，王逸见色起意，是以蓄意设赌，引诱常翔的事了？若说不义，王逸不义在先，何以独责常家之过？”
周澈嘴角一丝笑意飞快地掠过，他就知道，这两人相争，必定会谈到谁先有过错这个问题。御史台当初给他设了个套，只要他同情常家，想为常家减罪，就只能为御史台所用。而今，他比御史台更激进一步，御史台这个套就成了给他们自己下的了，只要他们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可避免的要在这一点上与周澈站在一起。
厅外的雨继续下着，而且越下越大。厅中代表廷尉府的张谭和代表御史台的唐众辩论也愈发激烈起来，两个人把自己所有能讲的理由都说了出来。到后来已经再无新意，只能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抬杠了。
这时候，一直静坐不语的周澈突然插口道：“本官以为，御史台所言有理！法由情断，王逸见色起意，图谋不轨。常陈氏之死，王逸难辞其咎。之后，他又设赌骗人，灵前相欺，如此恶行，神憎鬼厌，自有取死之道！”
唐众道：“这么说，周司刑是同意我御史台的意见了？”
周澈马上摇头道：“某同意御史台对王逸不义在先，自有取死之道的看法，但是在量刑上与御史台又有不同！”
他看了看张谭和唐众，朗声道：“法理不外乎情理。情与法，互为轻重，那么谁轻谁重？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什么时候不会因为严肃执法而伤了伦理道德，什么时候不会因为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了国家刑法？”
他左右看看，又道：“这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了。区别不同情况，或者法就于情，或者情让于法，或者情法各让一步，以求和谐。”
唐众立即插口道：“我御史台建议减刑，正是这般想法！”
周澈马上响应道：“御史台能基于这一点考虑减刑，某赞同！不过某之所以坚持常威应无罪开释，自有某的道理！”
他慢慢站起来。说道：“朝廷之法，素来重名教。所以，尊长与卑幼发生骂、殴、伤、杀等事时，卑幼一方承担更多责任！父母若殴杀子女。为子女者不能举告父母！父母杀了人，子女也不能告。
可是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依我朝律法该当如何呢？两位熟谙律法，应该知道，那时，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尊者讳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
父亲也是尊长，母亲也是尊长，何以如此呢？因为同为亲情，父亲重于母亲，所以，于孝行之中，又加了尊卑的考量，父亲之亲尊于母亲之亲，因此母杀父，则应当举告。张右监、唐御史，本官说的对么？”
张谭和唐众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本朝律法如此，他们也辩驳不得。
周澈又道：“我大汉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若打伤对方，比照普通殴伤罪减一等处治。某想请教两位，他人殴打了自己的父祖，自有官府衙门可以惩办啊，告到官府不就行了，为何律法规定子孙应该马上还击解救尊长呢？”
唐众道：“这是因为做子孙的，有对尊长尽孝道的义务。眼看尊长被殴打，却不施救，只等事后举告到官府，这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若因有官府庇护而放弃孝道伦理，难道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道德吗？不过…”
唐众皱了皱眉，道：“不过这与你我所议有何关系？常威救父，我御史台本就认为理所应当。只不过，救父固然是出于孝道，当时却非一定要杀人才能救父。杀人就是违法，救父乃是行孝，所以御史台取折衷之策，建议减刑，有何不对？”
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廷尉府丢在了一边。本来是死罪、减刑、无罪这样三个话题，在周澈巧妙地诱导下，已经把死罪抛到了一边，变成减刑和无罪之争了。
周澈道：“我举此例是想说明，律法是人设立的，所以它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一些设立律法的时候不曾想到的问题，当律法明显有悖于道德伦理甚至情理的时候，一味坚持法律是很荒谬的，这么做甚至是背离了设立法令的初衷。”
张谭冷笑道：“任你口才了得，不过是想为常威免罪罢了！礼法二事，王教大端。周司刑，这桩杀人案，若据礼经而放人，则律法形同虚设！若依律法，则杀人者当死！礼与法，皆为王道，你如何取舍呢？”
唐众一听，赶紧推销自己的减罪论，接口道：“所以说啊，常威不救父，则有悖孝道。为了救父而杀人，则手段过激，若不惩处，来日必有人恃礼教而犯国法。我御史台主张轻判，即彰扬了孝道，又使人不敢轻易违法！”
周澈道：“唐御史谬也，张右监更是大谬。为什么这么说呢？盖因律法与礼教之上，尚有大义与小义之权衡。比如说，我大汉律规定，有人犯罪，你若知而不告，便是有罪！但是犯罪者是你的祖父母或父母时，你告了反而是有罪了，这就是因为涉及孝道。
看见外人犯罪，你不告有罪。看见你的祖父母或父母犯罪，你告了有罪，要判你绞刑的；然而，若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的是谋反大罪时，规定又是一变，这时候告了无罪，不告则有罪了，何以如此？”
周澈扫了他们一眼，咄咄逼人地道：“为什么同样是祖父母、父母犯罪，前者告了你有罪，因为你不孝。后者不告你有罪？因为这是谋反！谋反，受害者是千家万户，所以你一家一姓的孝，要服从天下人的公益。
可见，律法与道德伦理产生抵触的时候。一般要迁就于道德伦理。可是这个范围只限于一家一姓之间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如果犯人的罪行损及天下人如谋反大罪，则律法要置于孝道之上，纵是子女也该告他。
综上所述，法也好，道也好。运用存乎一心。全看它对天下人的作用如何。常威救父心切，错手杀人，不是故意行凶，他是为了行孝，所损及者只是王逸一人。被杀者又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王逸见色起意，设赌为局，逼死常陈氏。常氏一家，常威的祖母、父亲、母亲皆因王逸一人而受害，其人作为。伤天害理！威因行孝而致其死亡，应该得到宽宥，如此，彰行的不止是常威的孝道，也是维护天下人的公义！”
张谭晒然道：“如此说来，那窦氏老妪打死儿媳。也当免罪了。这不是孝道吗！”
周澈正色道：“这不是孝道！常陈氏与这老妇比起来年轻力壮，可是这老妇将她活活打死，她可曾反抗过？她已经尽了孝道。常陈氏被打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可曾举告？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也尽了孝道。
举告者何人？坊间百姓是也！窦氏老妇刁蛮冷厉，明明是奸人作祟，儿子品行低劣。却无端迁怒于贞淑温良的儿媳，将她活活打死，激起众怒，由坊间百姓告至里长、游缴处。再由游缴告至洛阳府，这是义，天下之义！”
周澈说到这里，提起丹田之气，将他的结案陈词最后一句远远地送了出去，便是散布在抄手游廊里的衙差公吏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法律若不能鼓励道德行为就不是善法，法治若不能鼓励道德行为就不是善治！据此，本官以为，常威无罪！”
张谭沉声道：“我廷尉府反对！”
唐众也勃然道：“我御史台反对！”
“那就没办法了！”周澈把手一摊说道：“既然咱们各执己见，这三堂会审看来也是没有结论了。那就…具事陈奏，呈尚书台、三公府，由诸公们和圣上定夺！”
“哐啷啷…天空中适时响起一声夏雷，为周澈这句话，打上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