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春笋 第三章 杨师公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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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
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
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
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
……
晒谷坪里几个小女孩围着小圈在玩”丢手绢”的游戏，被抓住的小女孩正在唱着”红星歌“。旁边有三四个大一些的在玩”踢田”，村口老杏树下还有小伙伴在玩”老虎叼羊”，嘻嘻哈哈的大呼小叫，我无心去玩耍，怀着对天黑后暗夜的恐惧，企盼杨师公早点到来。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炊烟飘散在山村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柴草燃烧的异香。母亲在灶堂烧火做饭，燃烧的杉叶子”噼里啪啦“的响着，像是在放那种品质低劣的鞭炮。我坐在门槛上，听着稚气悦耳的歌声，看着对面山腰上用白色火石堆砌出来的”农业学大赛“几个偌大的白字，木木的发着愣。
中午时分，杨师公捎来口信，说他天黑前必到。还说我的问题不是很大，不用担心，他做一场法事就能解决。他让父亲叫上三、五个男劳力帮忙，另外母亲还得准备好一素一荤两桌饭菜。
眼看着黄昏已然来临，我担心着杨师公今晚会不会来。
杨师公就来了。
他身材单痩，穿着一件少见的老式大肩青色棉布长衫，腰中系着条玄色布带，贫头，头发花白，浓眉下有一双锐利如鹰的眼睛，虽然年过七十，但很健硕精神。他肩上担着根粗大油光、疤痕瘤结的楂子树手杖，手杖上挑着个洗得有些发白的黄提包，包上印着”武汉长江大桥”几个大字和大桥图案。
因他从村后而来，不用经过村口，当他从曾成功家那面用石灰刷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标语的墙下转出来时，离到我家已不足十丈了。我忙提醒烧火的母亲：
“娘，杨师公来了。“
母亲慌急的扔了火钳，站起来迈过门槛，站到阶前笑脸迎接，同时瞪了我一眼，低声斥喝道：
“莫大莫细的，要叫杨爹爹。“
我低声咕哝：
“我声音小，他又听不到。“
母亲不理我，正要招呼，杨师公却止住了脚步，对我娘漠然无视。
只见他从提包里拿出来一支弯弯的牛角，放在嘴边“呜呜呜“地连吹了三个长音。他在我家屋前坪的石阶上站定，抬头辨了一下方位，曲着左手，口中念念有词，大拇指快速的在其它四指上点了一圈，右手从身上摸出一幅尖角卦往身前的地上一丢，“卟“的一声脆响，卦具分成两块，在地上弹动一下，形成卦象。只见他快速弯腰，拾起来揣进兜里，然后才抬头看向我们。
母亲忙笑脸招呼道：
“杨叔来啦，快进屋里坐。“
杨师公笑着说了声来啦，目光转向我道：
“是叫祥红吧？八岁还是九岁？“
“哪里才八、九岁？早满十岁了，光吃不长。哑巴啦？快叫杨爹爹屋里坐.“
母亲边说边往屋里让着。
我有点尴尬，也有些惧怕，低头叫了声”杨爹爹“。杨师公伸出指节粗大的手掌，在我的头顶揉了一把，扳正我的头看了看道：
“小名叫猴子是吧？嗯，倒是有些像。阳火有点低，难怪被那东西纠缠，不过莫关系，我帮你弄过后，保你无事。“说着伸手拍拍我的小肩膀，见我撇肩歪嘴的，接着道：”不过这小身子骨有点弱，得多吃快长，将来会有番出息，你比外面那帮鬼崽仔强。“
说话间他扭头看了眼村口，转过身对母亲道：
“你家繁荣呢？他几时回来的？“
繁荣是我父亲的大名。母亲答道：“他呀，回来半个多月了，刚刚按您的吩咐去叫人，应该也快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有多久的假？”
“还不是一个月。他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次休了，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家是“四属户“，也叫“半边户“，我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在老家务农。父亲这是在家休假。
说话间父亲回来了，后面跟着本队的队长刘老满，刘老满身后是三队的曾庆虎。几个人隔老远就和杨师公打招呼，父亲忙着递烟倒水，末了对杨师公说：
“等会成功才来，他怕影响不好，要晚点。说是好久没和你喝酒了，今晚得好好喝几杯。“
邻居曾成功是大队长，干部嘛，当然得注意影响。曾庆虎不屑地说：“什么影响不好？杨叔的牛角一吹，村里谁不知晓是干哪样？山高皇帝远，只要他们当干部的不穿肠子烂肚子的瞎说，我们老百姓谁会吃饱了莫事干的乱嚼舌头？“
“就是，再说公社晓得了又如何？谁还敢来抓杨叔不成？“刘老满附和道.
杨师公呵呵笑道：“别吹牛皮，我老头子可怕得很。倒是有日子没和火烧鬼一起喝酒了，今晚繁荣家的酒坛子恐怕得见底喽……“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我崇拜的看着呵呵笑着的杨师公。
在我们这一带，确实少有人来惹他。那怕运动再紧，四邻八乡也不时有人偷偷来请他。在我们杏花村，他是有本领的人之一，会拳脚，通法术，能上刀山下火海(上刀梯踩火堆)，手捊烧红的火钳，赤手从沸腾的油锅里捞出铜钱。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
听老人们说，民国三十七年，他在村里做法事放焰口，上刀山下火海这些都是当众表演过的，千真万确的真本事。据说这些本领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他最大的本事是捉鬼降妖。当然这些东西是封建迷信，属于人民群众专政的对象。
解放后政府提倡”破四旧、树新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是文革初时，更是草木皆兵，很多人倒了霉。像五队的老书先生曾庆平，家里只是有一些收藏的古书古画，都被公社的红卫兵和民兵拉出来斗了一场。
可是杨师公却无人敢惹，平安无事。
其实不是没人去惹他，因为发生过二件事，才将某些人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一件事发生在五八年修水库时。
解放后政府破旧立新，和尚道士都还了俗。杨师公分田分地当了农民，人民公社时当了社员。往昔那种走乡串户的神巫职业属封建四旧，是新社会所不允许的专政对象。他很少出门，偶尔有人来请，也不敢像旧时那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只能偷偷摸摸的私下行动。
大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可时那时的国策。兴修水库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家家户户都要出工出力。杨师公也上了工地。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因他名气大，有分在一片的邻乡人不服狠（不服气）。撮掇了一帮年轻人，多次叫板，杨师公都不予理踩。
趁一个雨天歇工时，一伙人在工棚里突然发难。十个年轻壮劳力，愣是没能按住躺在地铺上歇息的杨师公，而且还在杨师公的反击下都受了轻伤。显然这是他手下留了情。当时那十个人里有几人还是我们村的，其中就有曾庆虎和刘老满两个。那时他们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壮劳力，一把子的力气。此事后大家都服了气。都说他武功高强，除了曾凡亮，方圆恐怕难有对手。
另一件事却与迷信有关。
文革时期，我们公社的书记是个叫李显彩的转业军人，三十多岁，牛高马大，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信鬼不信神。听说杨师公的事后，决定要抓个”典型”。他从公社带着一个排的基干民兵，荷枪实弹，在当时大队民兵营长曾成功的带领下，直奔樟木岭第八生产队，准备把杨师公抓去公社开一个批斗会。
李书记一行是傍晚到我们村的（那时叫大队）。在大队部里待到天黑才出发，等到第八生产队时已是繁星满天。
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大多已进入梦乡去见了五台阎王了。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事有凑巧，反正杨师公不在家。折腾一通后，只好败兴的收兵回朝。
怪事就发生在回来的路上。
从八队回大队部大约有四里路，要翻过龙眼岭。就在龙眼岭那边的山沟里，十几个人迷路了。
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打着两只电池不足的手电筒，又点了两支杉木皮火把，由熟门熟路的曾成功领路，还就是迷了路。
据后来曾成功说，他们明明听得到远处的狗叫声，看得到依稀的灯火，偏偏就是走不出来。转来绕去的依旧回到原地。直到半夜过后，气急败坏的李书记抓过曾成功的冲锋枪，胡乱的射了一梭子子弹，吓得一直等在大队部的大队书记刘映国脸色苍白，慌忙带着几个民兵点着火把赶了过去，这才将他们解救出来。
事情还没完。
第二天回到公社李书记就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一会说鬼，一会讲神，时醒时睡的。公社卫生院束手无策，送到县人民医院，一个星期出院回了家。
虽然李书记的病好了，但人痩了一大圈。回家后一直霜打过的茄子样，病殃殃的无精打彩。而且晚上睡觉老做恶梦，在家休息了十几天毫无起色。他六十多岁的母亲知道原委后，亲自从四十多里的邻乡赶到樟木岭，赔礼道歉，好话说尽，恳求杨师公帮忙去看看。
杨师公去了，过程不得而知，杨师公对此事讳莫如深。总之是李书记的病好了?，没几天返回公社来上班了。只是从此再未提捉拿批斗杨师公。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去找过杨师公的碴子。
就像现在，杨师公公然吹响牛角来给我”治病捉鬼“也无妨。一则是我们杏花村地处偏僻，离最近的隔壁大队有五六里地，离公社八九里，离区镇则更远，有二十几里。村里有什么事，只要没人说出去，外面根本无从知晓。
杨师公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这里是他的”根据地“，没人和他过不去，更何况事情过后，被外面知晓他也不怕，无凭无据没抓住现场，他杨师公岂是好拿捏的人物？
在哪个年代，敢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方圆几十里，除了杨师公，再无他人。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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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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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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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太阳已经下山，炊烟飘散在山村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柴草燃烧的异香。母亲在灶堂烧火做饭，燃烧的杉叶子”噼里啪啦“的响着，像是在放那种品质低劣的鞭炮。我坐在门槛上，听着稚气悦耳的歌声，看着对面山腰上用白色火石堆砌出来的”农业学大赛“几个偌大的白字，木木的发着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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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从村后而来，不用经过村口，当他从曾成功家那面用石灰刷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标语的墙下转出来时，离到我家已不足十丈了。我忙提醒烧火的母亲：
“娘，杨师公来了。“
母亲慌急的扔了火钳，站起来迈过门槛，站到阶前笑脸迎接，同时瞪了我一眼，低声斥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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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声咕哝：
“我声音小，他又听不到。“
母亲不理我，正要招呼，杨师公却止住了脚步，对我娘漠然无视。
只见他从提包里拿出来一支弯弯的牛角，放在嘴边“呜呜呜“地连吹了三个长音。他在我家屋前坪的石阶上站定，抬头辨了一下方位，曲着左手，口中念念有词，大拇指快速的在其它四指上点了一圈，右手从身上摸出一幅尖角卦往身前的地上一丢，“卟“的一声脆响，卦具分成两块，在地上弹动一下，形成卦象。只见他快速弯腰，拾起来揣进兜里，然后才抬头看向我们。
母亲忙笑脸招呼道：
“杨叔来啦，快进屋里坐。“
杨师公笑着说了声来啦，目光转向我道：
“是叫祥红吧？八岁还是九岁？“
“哪里才八、九岁？早满十岁了，光吃不长。哑巴啦？快叫杨爹爹屋里坐.“
母亲边说边往屋里让着。
我有点尴尬，也有些惧怕，低头叫了声”杨爹爹“。杨师公伸出指节粗大的手掌，在我的头顶揉了一把，扳正我的头看了看道：
“小名叫猴子是吧？嗯，倒是有些像。阳火有点低，难怪被那东西纠缠，不过莫关系，我帮你弄过后，保你无事。“说着伸手拍拍我的小肩膀，见我撇肩歪嘴的，接着道：”不过这小身子骨有点弱，得多吃快长，将来会有番出息，你比外面那帮鬼崽仔强。“
说话间他扭头看了眼村口，转过身对母亲道：
“你家繁荣呢？他几时回来的？“
繁荣是我父亲的大名。母亲答道：“他呀，回来半个多月了，刚刚按您的吩咐去叫人，应该也快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有多久的假？”
“还不是一个月。他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次休了，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家是“四属户“，也叫“半边户“，我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在老家务农。父亲这是在家休假。
说话间父亲回来了，后面跟着本队的队长刘老满，刘老满身后是三队的曾庆虎。几个人隔老远就和杨师公打招呼，父亲忙着递烟倒水，末了对杨师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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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曾成功是大队长，干部嘛，当然得注意影响。曾庆虎不屑地说：“什么影响不好？杨叔的牛角一吹，村里谁不知晓是干哪样？山高皇帝远，只要他们当干部的不穿肠子烂肚子的瞎说，我们老百姓谁会吃饱了莫事干的乱嚼舌头？“
“就是，再说公社晓得了又如何？谁还敢来抓杨叔不成？“刘老满附和道.
杨师公呵呵笑道：“别吹牛皮，我老头子可怕得很。倒是有日子没和火烧鬼一起喝酒了，今晚繁荣家的酒坛子恐怕得见底喽……“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我崇拜的看着呵呵笑着的杨师公。
在我们这一带，确实少有人来惹他。那怕运动再紧，四邻八乡也不时有人偷偷来请他。在我们杏花村，他是有本领的人之一，会拳脚，通法术，能上刀山下火海(上刀梯踩火堆)，手捊烧红的火钳，赤手从沸腾的油锅里捞出铜钱。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
听老人们说，民国三十七年，他在村里做法事放焰口，上刀山下火海这些都是当众表演过的，千真万确的真本事。据说这些本领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他最大的本事是捉鬼降妖。当然这些东西是封建迷信，属于人民群众专政的对象。
解放后政府提倡”破四旧、树新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是文革初时，更是草木皆兵，很多人倒了霉。像五队的老书先生曾庆平，家里只是有一些收藏的古书古画，都被公社的红卫兵和民兵拉出来斗了一场。
可是杨师公却无人敢惹，平安无事。
其实不是没人去惹他，因为发生过二件事，才将某些人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一件事发生在五八年修水库时。
解放后政府破旧立新，和尚道士都还了俗。杨师公分田分地当了农民，人民公社时当了社员。往昔那种走乡串户的神巫职业属封建四旧，是新社会所不允许的专政对象。他很少出门，偶尔有人来请，也不敢像旧时那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只能偷偷摸摸的私下行动。
大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可时那时的国策。兴修水库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家家户户都要出工出力。杨师公也上了工地。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因他名气大，有分在一片的邻乡人不服狠（不服气）。撮掇了一帮年轻人，多次叫板，杨师公都不予理踩。
趁一个雨天歇工时，一伙人在工棚里突然发难。十个年轻壮劳力，愣是没能按住躺在地铺上歇息的杨师公，而且还在杨师公的反击下都受了轻伤。显然这是他手下留了情。当时那十个人里有几人还是我们村的，其中就有曾庆虎和刘老满两个。那时他们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壮劳力，一把子的力气。此事后大家都服了气。都说他武功高强，除了曾凡亮，方圆恐怕难有对手。
另一件事却与迷信有关。
文革时期，我们公社的书记是个叫李显彩的转业军人，三十多岁，牛高马大，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信鬼不信神。听说杨师公的事后，决定要抓个”典型”。他从公社带着一个排的基干民兵，荷枪实弹，在当时大队民兵营长曾成功的带领下，直奔樟木岭第八生产队，准备把杨师公抓去公社开一个批斗会。
李书记一行是傍晚到我们村的（那时叫大队）。在大队部里待到天黑才出发，等到第八生产队时已是繁星满天。
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大多已进入梦乡去见了五台阎王了。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事有凑巧，反正杨师公不在家。折腾一通后，只好败兴的收兵回朝。
怪事就发生在回来的路上。
从八队回大队部大约有四里路，要翻过龙眼岭。就在龙眼岭那边的山沟里，十几个人迷路了。
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打着两只电池不足的手电筒，又点了两支杉木皮火把，由熟门熟路的曾成功领路，还就是迷了路。
据后来曾成功说，他们明明听得到远处的狗叫声，看得到依稀的灯火，偏偏就是走不出来。转来绕去的依旧回到原地。直到半夜过后，气急败坏的李书记抓过曾成功的冲锋枪，胡乱的射了一梭子子弹，吓得一直等在大队部的大队书记刘映国脸色苍白，慌忙带着几个民兵点着火把赶了过去，这才将他们解救出来。
事情还没完。
第二天回到公社李书记就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一会说鬼，一会讲神，时醒时睡的。公社卫生院束手无策，送到县人民医院，一个星期出院回了家。
虽然李书记的病好了，但人痩了一大圈。回家后一直霜打过的茄子样，病殃殃的无精打彩。而且晚上睡觉老做恶梦，在家休息了十几天毫无起色。他六十多岁的母亲知道原委后，亲自从四十多里的邻乡赶到樟木岭，赔礼道歉，好话说尽，恳求杨师公帮忙去看看。
杨师公去了，过程不得而知，杨师公对此事讳莫如深。总之是李书记的病好了?，没几天返回公社来上班了。只是从此再未提捉拿批斗杨师公。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去找过杨师公的碴子。
就像现在，杨师公公然吹响牛角来给我”治病捉鬼“也无妨。一则是我们杏花村地处偏僻，离最近的隔壁大队有五六里地，离公社八九里，离区镇则更远，有二十几里。村里有什么事，只要没人说出去，外面根本无从知晓。
杨师公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这里是他的”根据地“，没人和他过不去，更何况事情过后，被外面知晓他也不怕，无凭无据没抓住现场，他杨师公岂是好拿捏的人物？
在哪个年代，敢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方圆几十里，除了杨师公，再无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