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大洗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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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学们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时,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曾经的蛮族法兰克人此刻成了罗马教皇的保护伞,国王查理曼后来还被加冕为罗马皇帝;再就是以前属于罗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国土,还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礼。[1]

    这确实意味深长。

    改换门庭并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说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法国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数易其主。它曾经属于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419年又变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国,两段时间分别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后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应该是渡海而来的,因为此前穆阿维叶建立的舰队早就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开始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时代,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那里。756年,死里逃生的穆阿维叶后代又将科尔多瓦(Córdoba)定为“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并把它建设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事实上那时的科尔多瓦也气象非凡,就连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书馆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万册,七百座清真寺美轮美奂,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罗棋布,难怪它会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并称为世界四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和欧洲各国国王都要派来使节了。

    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造纸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经典也像在巴格达那样被大量翻译。翻译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些典籍则先由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语译为拉丁文字,连同伊斯兰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传入欧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绿衣服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控制,便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数百年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2]

    看来,洗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得到好处的还有日耳曼蛮族。他们原先可是目不识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按照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这些欧洲“胡人”几乎是为了战争而来到人世,劝他们精耕细作比砍他一刀还要困难。对和平毫无兴趣的日耳曼武士认为,明明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取却偏要去流汗,是懦弱无能、没有骨气和让人鄙视的;驰骋沙场和冲锋陷阵则不但无上光荣,而且非常好玩。[3]

    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战争是他们的嘉年华。

    然而皈依基督以后,过去的蛮族便变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礼起来。非但如此,法兰克王国还成为抵挡伊斯兰狂飙的铜墙铁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渐变成基督教骑士。他们把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然后由国王亲手佩戴,这样就可以为教会承认的正当理由进行圣战。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战三十二年后给了战败的萨克森人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沦为奴隶,然后运往帝国本土做牛做马。[4]

    萨克森人选择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张,也是罗马帝国的政策。因此法兰克人的基督化其实就是罗马化,而罗马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文化就是变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历史上屡屡出现征服者反过来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汉民族的胡人被汉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被伊斯兰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也一样。

    毫无疑问,被征服者也会向征服者学习,从他们那里获得新鲜血液。也许,这就印证了《周易》的哲学观念:世界永远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不过在欧洲人眼里,不变的还有西班牙女郎,她们总是那么漂亮。

    当然,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美丽的西班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归属天主教。雪上加霜的是,科尔多瓦沦入敌手二十年后,巴格达也被蒙古军团攻陷。由于此前南大食早已灭亡,阿拉伯帝国便随着阿巴斯王朝一起终结。

    不过,除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原属于穆斯林的那些地区仍然回荡着悦耳的“邦克”声。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孙辈们灭亡阿巴斯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由新可汗带头,集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更何况,穆斯林只是失去了西班牙,罗马人却丢掉了大本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忠诚于安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皇帝战死,罗马帝国彻底灭亡。[5]

    胜利了的土耳其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兰之城,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再就是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又在穹顶竖起高达三十米的铜制新月,结果是整体建筑更加宏伟、庄严和肃穆。由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的清真寺也都见贤思齐纷纷效仿,便让许多人误以为新月是伊斯兰的标志。[6]

    新月升起,十字架依然闪亮。

    的确,伊斯兰教向外传播时,基督徒也没闲着。阿巴斯王朝建立一百年后,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瑞典先后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公国也皈依了基督。科尔多瓦被收回前,基督教已传入东欧和北欧。到君士坦丁堡改名时,就连十字军东征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日起,西方所谓“中世纪”就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的得名缘于它处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所以叫The Middle Age,意思是“中间的世纪”。但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潭死水或一团漆黑,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光明的种子和生命的活力就蕴含在这数百年中,只不过人们往往看不见,也不知动力所在。[7]

    动力在罗马化了的日耳曼蛮族那里。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不久,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这三个地方后来都成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兰西有启蒙运动。这恐怕并非偶然。就连法西斯主义产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也不稀罕,更不用说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会变成美国了。

    蛮族,让欧洲脱胎换骨。

    事实上,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并不同族的日耳曼人,使欧罗巴(Europe)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洲;而在之前的希腊罗马时代,它是只能看作亚洲之半岛和岬角的。蛮族却将文明的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罗巴,使欧洲各民族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有了再度联合的观念和机制。[8]

    欧洲文明,其实是日耳曼文明。[9]

    或者说,是罗马化了的日耳曼。

    此前的希腊和罗马,则与其说是欧罗巴的,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其余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唯其如此,人们才说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这样看,历史上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称作“地中海文明圈”(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才更为准确。

    同样,或者照理说,基督教就该以地中海为圆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散,把地中海文明圈变成基督教文明圈。然而阿拉伯人的崛起却把这一进程打乱了,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搅局更是迫使“环地中海地区”重新洗牌。于是一种新的格局终于诞生,并将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10]

    那么,这种格局是什么呢?

    地中海

    新格局就是“划海而治”。

    海,主要是地中海,然后是黑海和里海。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两大宗教几乎一开始便以地中海为界:之南是伊斯兰的地盘,之北是基督教的天下。以后的走向也一样:基督教向北,然后向西传播到南北美洲;伊斯兰向南,然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半岛西部、马来半岛南端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伊比利亚(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互换归属,恐怕就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于是,黑海也成为南北分界线,双方都不再越雷池一步。分隔欧亚大陆的里海则成为东西界碑,东边广袤辽阔的大片土地属于穆斯林,西边的欧洲则由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分天下。

    看来,洗牌并没有白费工夫。

    效益也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洗牌的结果,是并非两大宗教创造者的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和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接过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火炬。接手本身就意义非凡,何况这些曾经的蛮族还是要走向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想不成为世界宗教,恐怕都难。

    这简直无异于“五胡入中华”。

    实际上,那段时期就是地中海的南北朝,只不过之后并无隋唐。两大世界宗教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甚至源头就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希伯来王国的故都,也是三大天启宗教共同的圣地,耶稣基督在这里受难,穆罕默德在这里登霄。尽管这些事真伪难辨,基督徒和穆斯林却毫不怀疑。因此,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是埃及,东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是地中海,南是阿拉伯人的半岛。而且幸运的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曾经是犹太人的居留地;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奴隶和囚徒。这种罕见的经历让史学家们找到了解释希伯来文明的说法: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即便不能多难兴邦,也该“多难兴教”的。

    犹太教的兴起,往往被归结为此。

    遗憾的是,苦难似乎并不足以让唯一的神对这个民族青睐有加。要知道,比犹太人命更苦的数不胜数,只不过由于销声匿迹而鲜为人知。那么请问,为什么众多的民族都不知所终,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却成为一神教的创立者呢?

    这实在让人费解。

    一神论也是奇迹。多神和泛神的观念并不奇怪,它甚至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心理依据。小孩子都是天生的万物有灵(animism)论者。他们会跟花花草草说话,命令挡在前面的石头乖乖让路,等等。这不过是最朴素的将心比心。原始民族几乎无不多神崇拜,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相信宇宙间只有唯一的神,却是相当高级的文明。因为唯一就得万能,万能就得无限,无限就不可言说。让一两个人相信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或许能够做到;让一个民族长时间整体性地坚信不疑,其实很难。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就像希腊人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和个案。

    也许真是天启了。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10]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11]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urg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