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拔刀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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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张静初合作《尖峰时刻3》的时候，她的英文已经很好了，我听着觉得很不错，但是对于好莱坞来说她还是个新人，难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我就尽量帮她出头。
当时剧组总是先拍我和克里斯·塔克，她算是配角，就先在现场等。拍我们的时候，如果只是拉背的那些镜头，其实她也不用亲自来演，但她每次都坚持要自己演，帮我们做背景。有一场戏讲的是她在我对面哭，镜头只拍得到我，她只是一个背而已，本来也可以不用哭的，但导演一喊Action 她就已经开始哭了。Cut之后我就跟她说，小姐你别哭啊，没拍你正脸，你先不要哭，省着点眼泪，但她还是很入戏地在那边哭，也是希望给我提供一个好的情绪。
美国拍戏很讲究分镜头，每次都是“远景、中景、近景”做完一遍，正面做完又是反面一遍。她就一直陪着我拍，坐在对面哭。那场戏从一早拍到晚上，到了晚上她已经很难受了。终于我们的部分拍完了，我和克里斯·塔克该收工了。
一说我们俩要收工，大家就从严阵以待变得立刻松弛了下来。
拍张静初正面的时候，我们的背影可以找替身，不用我们坐在那边。剧组的人也有这个思维习惯，觉得我们是大明星，肯定不会愿意给别的演员去配戏的。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虽然收工了但是没有马上走。我想她刚刚来到这里，不管过去在国内有多少经验，在这里的第一场戏都一定会怕，会紧张。我自己是过来人，了解那种感觉。我就站在外面的一个角落里看现场的情况。当时就看到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一副放松了的样子，导演也是一下子就歪在椅子上：“来吧，拍。Action。”
当时要拍的是张静初推门进来的一场戏，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眼里就要有眼泪。我躲在旁边看，她还在点眼药水呢，听到一喊Action就很慌，赶紧把眼药水藏起来，旁边也没有助理和服装、化妆，都是自己在弄，藏好眼药水就赶紧准备推门出来。我看到这个情况，马上走回现场说咔咔咔，人家还没准备好。“She is not ready yet。 Why so hurry？”我转头就跟张静初说：“等你准备好了，你跟我说。”转身又跟剧组的人说：“Listen，when I say she is ready， it"s ready。”
回到位置，点好眼药水，情绪到位，她跟我说：“大哥我准备好了。”我就跟剧组的人说：“现在OK了。”接着就Rolling， Action，她走出去……那天我就一直站在旁边看。导演一喊Cut，我就马上走过去问：“行不行？可以再来一个吗？”她说行，我就说：“好，One more。”我这样做的意思是你们不能欺负新人，我让你们再拍一遍的时候才可以再拍一遍。
中间换景的时候，别人在旁边调镜头打灯光，我就故意走过去抱着她的头，帮她酝酿感情，她陪我拍了一天，那时候已经哭得没眼泪了。最后整场戏我陪她拍完，收工，她抓着我说，大哥，真的太谢谢你了。我说不要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互相支持跟打气。
这也是我多年来工作的习惯。当年我人在加拿大，陈可辛的《情书》首映礼请我去参加。我想中国人一定要互相打气，我一定要去捧场，就从加拿大飞过去LA专程帮他站台。包括那时候周润发的《防弹武僧》，我也去帮他站台，多一个人出席就多一份力量。我是这样想的，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
1992年，我们在长春拍戏，在一个老的火车站，我们在火车上面拍，底下就有那种卖瓜子的小摊，摊主是个老婆婆。休息的时候我往窗外看，就看剧组里很多人都到老婆婆那儿，抓一把瓜子转头就走。我觉得很奇怪，就把他们叫过来：“你们干什么？给钱了吗？”他们说：“大哥，我们给了，给了5块呢！”我走下火车，沿着火车道往两边看，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头，就问：“老太太你是怎么来的？”“我每天早上推着车过来。”“这些瓜子都卖完是多少钱啊？”“大概几块钱吧，他们给了我5块，我就给他们随便吃。”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内地的物价，也不知道瓜子真就是一毛钱一大把，就说这个太离谱了，我给你100块，你今天早点收工回家吧。
那时候火车还是烧煤的，片场附近有个废弃的火车头，里面有个大水箱，打开盖子里面都是水，特别脏。拍戏的中间，我就老看见旁边一个小孩子，才八九岁，就在那个火车头的大水箱里面游泳。在片场溜达久了，他也认识我了，每次就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候嘴里还叼根烟，浑身上下脏得哟，全身都是黑的，还跟着剧组的人管我叫大哥。有天我就跟他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这么脏？给你300块，先去洗个澡，再去买套衣服！
没想到他还挺听话，一个下午之后回来了，哇，白得呀，干净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还穿着一套全白的衣服回来：“大哥，我洗过澡了！”我说：“不错！”
第二天我再看，又变回一个小黑孩儿了。
我在香港的办公室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影迷来，等在门口想见我。很多年前，内地到香港还很不方便，所以从内地来的影迷并不多。有一回我在香港拿了个社会学的荣誉博士，领完奖之后很开心，就往办公室走，回去要马上准备庆功宴，还要做一些访问，急匆匆的。路过门口时就看到一个男孩子，年纪不大，那天很冷，他穿得很少，身上只有一件毛衣，已经有点弄破了，也不是很干净。我的车子很快经过他身边进了公司里面。进去之后心里却老在想着外面这个影迷，就叫我的工作人员出去看一下他，问问情况。一问才知道是内地来的影迷，费了很多周折和旅费才来到香港，就希望能见我一面。我一听就先放下手边的工作，让人把他请进来。他走进来的时候，抱了三本大大的剪贴簿，冷得还在不停流鼻涕。我让人给他倒了热茶，让他坐下缓一缓，暖和一下。把剪贴簿拿过来看一看，又站起来拍拍他，这一拍他直接哭了，可能是委屈加上兴奋吧，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又找人给他拿了一些签名照片和小礼物。
我是苦出身，所以对各行各业最底层的人都有好感，尤其是像饭店服务员啊，空中小姐啊，都会比较照顾。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当地的朋友招待吃饭，在一个饭店的包厢里面。服务员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工作不久，动作还不算很熟练。中间她过来帮大家倒茶，手不稳，个子又小，一不小心就把茶淋到了椅背上的衣服上。我看她一下子很紧张，也不管那件衣服是谁的，马上跟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衣服都可以洗，你有没有烫到？”我这样一说，在座的别人肯定也不好意思责备她了。她听我这么说，加上原本就紧张，快要哭出来，我赶紧又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害怕。”
平时坐车走在路上，只要是看到流浪汉或乞丐，我都会叫人拿一些钱给他们。很多朋友也会劝我，大哥，那都是骗人的。可是对我来说，管他是不是骗人的，我自己开心就好。就算车子开走，他在后面骂我傻瓜，那又怎么样呢？
跟张静初合作《尖峰时刻3》的时候，她的英文已经很好了，我听着觉得很不错，但是对于好莱坞来说她还是个新人，难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我就尽量帮她出头。
当时剧组总是先拍我和克里斯·塔克，她算是配角，就先在现场等。拍我们的时候，如果只是拉背的那些镜头，其实她也不用亲自来演，但她每次都坚持要自己演，帮我们做背景。有一场戏讲的是她在我对面哭，镜头只拍得到我，她只是一个背而已，本来也可以不用哭的，但导演一喊Action 她就已经开始哭了。Cut之后我就跟她说，小姐你别哭啊，没拍你正脸，你先不要哭，省着点眼泪，但她还是很入戏地在那边哭，也是希望给我提供一个好的情绪。
美国拍戏很讲究分镜头，每次都是“远景、中景、近景”做完一遍，正面做完又是反面一遍。她就一直陪着我拍，坐在对面哭。那场戏从一早拍到晚上，到了晚上她已经很难受了。终于我们的部分拍完了，我和克里斯·塔克该收工了。
一说我们俩要收工，大家就从严阵以待变得立刻松弛了下来。
拍张静初正面的时候，我们的背影可以找替身，不用我们坐在那边。剧组的人也有这个思维习惯，觉得我们是大明星，肯定不会愿意给别的演员去配戏的。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虽然收工了但是没有马上走。我想她刚刚来到这里，不管过去在国内有多少经验，在这里的第一场戏都一定会怕，会紧张。我自己是过来人，了解那种感觉。我就站在外面的一个角落里看现场的情况。当时就看到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一副放松了的样子，导演也是一下子就歪在椅子上：“来吧，拍。Action。”
当时要拍的是张静初推门进来的一场戏，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眼里就要有眼泪。我躲在旁边看，她还在点眼药水呢，听到一喊Action就很慌，赶紧把眼药水藏起来，旁边也没有助理和服装、化妆，都是自己在弄，藏好眼药水就赶紧准备推门出来。我看到这个情况，马上走回现场说咔咔咔，人家还没准备好。“She is not ready yet。 Why so hurry？”我转头就跟张静初说：“等你准备好了，你跟我说。”转身又跟剧组的人说：“Listen，when I say she is ready， it"s ready。”
回到位置，点好眼药水，情绪到位，她跟我说：“大哥我准备好了。”我就跟剧组的人说：“现在OK了。”接着就Rolling， Action，她走出去……那天我就一直站在旁边看。导演一喊Cut，我就马上走过去问：“行不行？可以再来一个吗？”她说行，我就说：“好，One more。”我这样做的意思是你们不能欺负新人，我让你们再拍一遍的时候才可以再拍一遍。
中间换景的时候，别人在旁边调镜头打灯光，我就故意走过去抱着她的头，帮她酝酿感情，她陪我拍了一天，那时候已经哭得没眼泪了。最后整场戏我陪她拍完，收工，她抓着我说，大哥，真的太谢谢你了。我说不要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互相支持跟打气。
这也是我多年来工作的习惯。当年我人在加拿大，陈可辛的《情书》首映礼请我去参加。我想中国人一定要互相打气，我一定要去捧场，就从加拿大飞过去LA专程帮他站台。包括那时候周润发的《防弹武僧》，我也去帮他站台，多一个人出席就多一份力量。我是这样想的，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
1992年，我们在长春拍戏，在一个老的火车站，我们在火车上面拍，底下就有那种卖瓜子的小摊，摊主是个老婆婆。休息的时候我往窗外看，就看剧组里很多人都到老婆婆那儿，抓一把瓜子转头就走。我觉得很奇怪，就把他们叫过来：“你们干什么？给钱了吗？”他们说：“大哥，我们给了，给了5块呢！”我走下火车，沿着火车道往两边看，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头，就问：“老太太你是怎么来的？”“我每天早上推着车过来。”“这些瓜子都卖完是多少钱啊？”“大概几块钱吧，他们给了我5块，我就给他们随便吃。”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内地的物价，也不知道瓜子真就是一毛钱一大把，就说这个太离谱了，我给你100块，你今天早点收工回家吧。
那时候火车还是烧煤的，片场附近有个废弃的火车头，里面有个大水箱，打开盖子里面都是水，特别脏。拍戏的中间，我就老看见旁边一个小孩子，才八九岁，就在那个火车头的大水箱里面游泳。在片场溜达久了，他也认识我了，每次就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候嘴里还叼根烟，浑身上下脏得哟，全身都是黑的，还跟着剧组的人管我叫大哥。有天我就跟他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这么脏？给你300块，先去洗个澡，再去买套衣服！
没想到他还挺听话，一个下午之后回来了，哇，白得呀，干净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还穿着一套全白的衣服回来：“大哥，我洗过澡了！”我说：“不错！”
第二天我再看，又变回一个小黑孩儿了。
我在香港的办公室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影迷来，等在门口想见我。很多年前，内地到香港还很不方便，所以从内地来的影迷并不多。有一回我在香港拿了个社会学的荣誉博士，领完奖之后很开心，就往办公室走，回去要马上准备庆功宴，还要做一些访问，急匆匆的。路过门口时就看到一个男孩子，年纪不大，那天很冷，他穿得很少，身上只有一件毛衣，已经有点弄破了，也不是很干净。我的车子很快经过他身边进了公司里面。进去之后心里却老在想着外面这个影迷，就叫我的工作人员出去看一下他，问问情况。一问才知道是内地来的影迷，费了很多周折和旅费才来到香港，就希望能见我一面。我一听就先放下手边的工作，让人把他请进来。他走进来的时候，抱了三本大大的剪贴簿，冷得还在不停流鼻涕。我让人给他倒了热茶，让他坐下缓一缓，暖和一下。把剪贴簿拿过来看一看，又站起来拍拍他，这一拍他直接哭了，可能是委屈加上兴奋吧，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又找人给他拿了一些签名照片和小礼物。
我是苦出身，所以对各行各业最底层的人都有好感，尤其是像饭店服务员啊，空中小姐啊，都会比较照顾。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当地的朋友招待吃饭，在一个饭店的包厢里面。服务员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工作不久，动作还不算很熟练。中间她过来帮大家倒茶，手不稳，个子又小，一不小心就把茶淋到了椅背上的衣服上。我看她一下子很紧张，也不管那件衣服是谁的，马上跟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衣服都可以洗，你有没有烫到？”我这样一说，在座的别人肯定也不好意思责备她了。她听我这么说，加上原本就紧张，快要哭出来，我赶紧又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害怕。”
平时坐车走在路上，只要是看到流浪汉或乞丐，我都会叫人拿一些钱给他们。很多朋友也会劝我，大哥，那都是骗人的。可是对我来说，管他是不是骗人的，我自己开心就好。就算车子开走，他在后面骂我傻瓜，那又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