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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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兄弟姐妹，更没想过爸爸妈妈曾经历过那么多乱世情仇。
爸爸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他有时会从公司拿些钱寄回内地，他还曾经亲自回去过，但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懒得去问。我是个对八卦没什么兴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父亲”，我就纳闷，自己没给爸爸写信啊。拿着信问爸爸：“这是谁啊？里面还有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是谁？”爸爸没有回答我，只是含糊地说：“哎呀，问这么多干吗？”我想老爸不愿意讲就算了，反正我也无所谓。其实当时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娶好几个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就听到传言说，我其实不是姓陈的，我应该姓房，我想：“不会吧？怎么会？”后来找到机会问老爸这个问题，他又笑笑说：“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吗呢？这件事跟你讲一天都讲不完，以后有机会慢慢告诉你吧。”我听了就觉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开车走在香港的路上，他开口说：“儿子，找时间我讲些事情给你听吧。我年纪大了，怕哪天睡睡觉就睡过去醒不过来了，那样你就不会知道你的身世了。”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想肯定是个复杂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他讲的这些都拍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
刚好那天我请香港导演协会所有的人吃饭，席间我就在观察，看谁可以做这件事情。看来看去最适合的就是张婉婷，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问她有没有兴趣拍摄这个纪录片，她一听就很兴奋，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商定了。
拍摄的过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每天摄制组把机器摆好，打好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还要看爸爸当天的心情。他经常就很不耐烦地说，“录什么啊录”，转头就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里等着。有时候他又忽然跟我说：“唉，我跟你讲啊……”这时候就要马上对着他拍。有时候他讲着讲着又停了，我问：“爸爸，还有呢？”他就不耐烦了，说：“哎呀，不要打扰我钓鱼。”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后这部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三年才拍完。这部片都是用胶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贵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东，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生活过，16岁开始学洪拳直到19岁。20岁在南京开始做国民党的勤务兵，后来曾进入情报处工作。
随着日军侵华，爸爸也辗转回到安徽，在那里与第一任太太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房仕德和房仕胜，之后不久，太太因为癌症去世。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原因，在当时处境并不安全，他只好忍痛离开两个年幼的儿子，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个哥哥8岁时就没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怜。他们曾经受到过追查，但因为找不到父亲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终于回到安徽，见到两个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妈妈是个遗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当儿子养。外婆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经济条件不错。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鞋店老板，日军侵华期间不幸被流弹所伤离世。当时她婆婆看儿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妈妈卖掉，妈妈从家里逃了出来，戴着孝开始跑单帮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读书。
妈妈离开家乡后，只身来到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同时自学英文。那时候，正在躲避追踪的爸爸也来到上海“打码头”，就是守着一块地方当打手。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当时爸爸负责查岗，抓到妈妈在做鸦片生意，原本应该把她抓起来，但看她一个女人戴着孝还在做这样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在场子里面混，外号“三姐”，抽烟赌钱是常事。
两个人机缘巧合越来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刚好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领事家里做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把他们送走，把所有事情处理完，这就叫孝顺呢？其实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好，尽量陪着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会讲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没错，就是要趁长辈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烧纸钱，你烧了他真的会收到吗？那都是假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给别人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因为我每一天都当是他们生日在对待。
爸爸妈妈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发生。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儿子，也知道他们一直以我为荣。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兄弟姐妹，更没想过爸爸妈妈曾经历过那么多乱世情仇。
爸爸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他有时会从公司拿些钱寄回内地，他还曾经亲自回去过，但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懒得去问。我是个对八卦没什么兴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父亲”，我就纳闷，自己没给爸爸写信啊。拿着信问爸爸：“这是谁啊？里面还有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是谁？”爸爸没有回答我，只是含糊地说：“哎呀，问这么多干吗？”我想老爸不愿意讲就算了，反正我也无所谓。其实当时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娶好几个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就听到传言说，我其实不是姓陈的，我应该姓房，我想：“不会吧？怎么会？”后来找到机会问老爸这个问题，他又笑笑说：“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吗呢？这件事跟你讲一天都讲不完，以后有机会慢慢告诉你吧。”我听了就觉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开车走在香港的路上，他开口说：“儿子，找时间我讲些事情给你听吧。我年纪大了，怕哪天睡睡觉就睡过去醒不过来了，那样你就不会知道你的身世了。”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想肯定是个复杂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他讲的这些都拍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
刚好那天我请香港导演协会所有的人吃饭，席间我就在观察，看谁可以做这件事情。看来看去最适合的就是张婉婷，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问她有没有兴趣拍摄这个纪录片，她一听就很兴奋，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商定了。
拍摄的过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每天摄制组把机器摆好，打好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还要看爸爸当天的心情。他经常就很不耐烦地说，“录什么啊录”，转头就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里等着。有时候他又忽然跟我说：“唉，我跟你讲啊……”这时候就要马上对着他拍。有时候他讲着讲着又停了，我问：“爸爸，还有呢？”他就不耐烦了，说：“哎呀，不要打扰我钓鱼。”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后这部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三年才拍完。这部片都是用胶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贵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东，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生活过，16岁开始学洪拳直到19岁。20岁在南京开始做国民党的勤务兵，后来曾进入情报处工作。
随着日军侵华，爸爸也辗转回到安徽，在那里与第一任太太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房仕德和房仕胜，之后不久，太太因为癌症去世。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原因，在当时处境并不安全，他只好忍痛离开两个年幼的儿子，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个哥哥8岁时就没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怜。他们曾经受到过追查，但因为找不到父亲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终于回到安徽，见到两个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妈妈是个遗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当儿子养。外婆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经济条件不错。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鞋店老板，日军侵华期间不幸被流弹所伤离世。当时她婆婆看儿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妈妈卖掉，妈妈从家里逃了出来，戴着孝开始跑单帮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读书。
妈妈离开家乡后，只身来到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同时自学英文。那时候，正在躲避追踪的爸爸也来到上海“打码头”，就是守着一块地方当打手。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当时爸爸负责查岗，抓到妈妈在做鸦片生意，原本应该把她抓起来，但看她一个女人戴着孝还在做这样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在场子里面混，外号“三姐”，抽烟赌钱是常事。
两个人机缘巧合越来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刚好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领事家里做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把他们送走，把所有事情处理完，这就叫孝顺呢？其实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好，尽量陪着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会讲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没错，就是要趁长辈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烧纸钱，你烧了他真的会收到吗？那都是假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给别人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因为我每一天都当是他们生日在对待。
爸爸妈妈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发生。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儿子，也知道他们一直以我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