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一个胁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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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娜月并不是她的本名，她的本名叫杨兰，地地道道的四川大邑县人。
而这个文殊娜月就是黑店凶手的亲姐姐，同样也是四川人。当年在四川的时候因为一场不幸的医疗事故，他铤而走险成了一名凶手。其实不严格意义来讲，这是单方面（医院）行为导致的一个社会性的悲哀事件。
凶手固然有错，但究其根本不平等遭遇造成的。
没有钱，没有权，作为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几率要远高于那些权贵者。并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这个时代里有的人吃不起，穿不起，病不起，甚至也死不起。
有人说那是他们活该，谁让他们没有钱。
这句话表面来看没有错，有些人努力工作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对于这个社会而言三分天赋七分运气，偷奸耍滑者比诚实守信的人更容易出人头地。所谓无商不奸，不奸的你做不了商人，老实人就只能吃苦力赚钱。
不公平就体现在这里。
打开话匣子再多讲一个事儿。
这是以前接手过的一个真实案例。前些年提倡火葬并责令几个县市禁止土葬，以便于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占有率。可部门却疏忽了火葬所需的高额费用，在农村或者说是山村土葬没什么花费，除去敲锣打鼓，社摆宴席就是挖个坑，买副棺材的事儿，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有的甚至还能赚钱。
我要说的这个人家特别的穷，穷到买不起油盐酱醋。
家里男人死了以后女人就在山里面挖了一块地，买了一个草席给埋了，所有费用下来才不过两百块。但土地管理局的不答应了，说这是非法占用国家土地有罪，让女人把尸体挖出来重新火葬。
女人也想啊，可家里哪有钱。再说从古至今都是入土为安，没有再挖出来的道理啊。
土地局可不管你有没有钱，你违反规定就是不行。
于是尸体就被强制挖了出来，在殡仪馆的停尸间里一放就是两个月，产生高额停尸费用，已经超出火葬费用的十倍之多。连火葬都藏不起的家庭，怎么可能支付得了如此巨大的停尸费？！
被迫之下女人干脆一死了之。
最后结果如何？！
为了压制民愤以及遮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土地局自费两万元钱给死者买了块墓地进行了土葬。
这回就不说占用土地资源了？！
女人曾无数次诉求结果遭到无情批评与反对，偏偏是人死了以后才能网开一面，社会是好的社会，但一些环节中的不近人情与纰漏却引出了一些社会漏洞，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让人心痛。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书归正传。
死在这间黑店里的人不计其数，据文殊娜月的统计不下十人，堪比建国初期的那些杀人大案，骇人听闻。这些人多数都是被下了迷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中地被残忍杀害，挖去有价值的内脏，剩余的就当成牦牛做成菜。
因为她长得比较像凶手的姐姐，所以才能活到如今。不过她自己说，她每天都和一个杀人狂魔生活在一起，生不如死。刚开始对方待她很好，一直叫她姐姐。可后来因为她向客人求救遭到对方暴打，之后就一日不如一日。她也是每天睡不好，吃不好，直到我们来了以后，她无意间发现了我们的身份，就再次燃起求救的念头。
可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当天夜里她就又遭到毒打。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你给我们暗示，最后又开始回避我们的原因了。”
她点了点头。
我又问，“我想知道你给我的纸条里面究竟写了什么？”
她苦笑，“我什么都没写。”
我皱眉，不明原因。
她说她是故意的，如果给我们写纸条被发现自己一定会被打死，可如果不写就可能会失去一个得救的机会，所以思前想后她决定夹一张没有写字的纸条，虽然这样做比较渺茫但至少还有机会，她也不会被对方打死。
“想不到你挺聪明的。”
“我觉得还是凶手更狡猾一点。”米娜补充。
我又加了一句，“不过你并没有白做，之后我也琢磨了一下，结果大致和你说的一样。”
“我这样可以将功抵过吗，我还会被判刑么？你们还想知道的可以问我啊？”她急于给我们提供信息，以便于争取宽大处理。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到会问你。”我很坦白和她说，“至于判不判刑我不敢给你保证，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没参与过犯罪行为就应该没问题。”
她放下心来，表情也变得自然。
“说起来他也挺可怜的，虽然打过我，但是从来没有让我吃过那东西，也从来不让我看他是如何杀人的。”她开始为凶手的身世感到叹息，也为凶手对她的好而有所感激，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说白了就是当一个人对你一百个坏，突然好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是无药可救，甚至会对他产生感激。现实的是当一个人对你一百个好，突然坏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彻底完蛋了，基本无药可救。
就是一种“落差”情绪，这种情绪一点出现会让一个人失去判断对错的能力。
车已经驶出两个钟头，海拔也逐渐攀升。
黑暗笼罩。
悬于车窗外面的那轮月亮谈不上明亮，上面的纹路和那些飘渺的云却异常清楚，并释放出迷离神秘的昏暗色泽。
车速很快，平均在八十以上（就川藏山路而言）。
“多久能到？”
我问他们，我害怕自己会再一次产生强烈的高原反应，因为那种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五个小时吧，如果稍微开快点四个小时左右。”
我估计了一下，按照五个小时计算的话刚好是后半夜两点。
“你们还是慢点吧，这地方太吓人了安全第一。”米娜担心地扫视着车窗外以及路灯照射下的陡峭山坡。
时间实在是难熬我索性闭上眼睛。
因为之前曾和凶手发生过打斗，所以浑身也有些疲惫，不知不觉我竟幸运地睡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车停在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区域，虽然这里很简陋，但一台加油设备和一间零食店告诉我，这里应该是个类似服务区的地方。
睡了一觉很舒服，下车透气。
“这是哪啊？”
“阿里啊。”其中一个人回答，“咱们已经从山上下来了，不过离城区还要一个小时。”
我看了一下时间，刚好夜里一点钟。
“老兄，真不好意思啊这个时间麻烦你，我们这个胎磨损太严重了，刚好路过你看能不能帮换一个？”
这个穿着沾染汽油脏兮兮的年轻小伙走到车旁拍了拍车胎，“你们是警察想麻烦谁谁还能有啥子情绪不成，这个车胎是该换了，你们有备胎没在哪？”
“在后备箱。”
两个警察同志同时绕到后备箱旁，打开。
因为车胎在后备箱的最里面，所以他们先将我的行李箱抬出。奇怪的是，两个人一起抬一个行李箱时，居然也累得不行，然后还气喘吁吁问我这里面到底是啥子东西，为啥么就像是一个人那么重。
嗯？！
不应该啊。
我走过去把手搭在行李箱上，果然很重，就像是一块大石头。
刚开始我以为这可能不是我的行李箱，但后来从磨损程度和款式上确定并没有错。
“里面就只有点衣服没可能这么沉啊？”
我很费解地照着行李箱踢了两下，脚下去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是火车上那个曾将我绊倒的行李箱……
文殊娜月并不是她的本名，她的本名叫杨兰，地地道道的四川大邑县人。
而这个文殊娜月就是黑店凶手的亲姐姐，同样也是四川人。当年在四川的时候因为一场不幸的医疗事故，他铤而走险成了一名凶手。其实不严格意义来讲，这是单方面（医院）行为导致的一个社会性的悲哀事件。
凶手固然有错，但究其根本不平等遭遇造成的。
没有钱，没有权，作为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几率要远高于那些权贵者。并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这个时代里有的人吃不起，穿不起，病不起，甚至也死不起。
有人说那是他们活该，谁让他们没有钱。
这句话表面来看没有错，有些人努力工作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对于这个社会而言三分天赋七分运气，偷奸耍滑者比诚实守信的人更容易出人头地。所谓无商不奸，不奸的你做不了商人，老实人就只能吃苦力赚钱。
不公平就体现在这里。
打开话匣子再多讲一个事儿。
这是以前接手过的一个真实案例。前些年提倡火葬并责令几个县市禁止土葬，以便于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占有率。可部门却疏忽了火葬所需的高额费用，在农村或者说是山村土葬没什么花费，除去敲锣打鼓，社摆宴席就是挖个坑，买副棺材的事儿，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有的甚至还能赚钱。
我要说的这个人家特别的穷，穷到买不起油盐酱醋。
家里男人死了以后女人就在山里面挖了一块地，买了一个草席给埋了，所有费用下来才不过两百块。但土地管理局的不答应了，说这是非法占用国家土地有罪，让女人把尸体挖出来重新火葬。
女人也想啊，可家里哪有钱。再说从古至今都是入土为安，没有再挖出来的道理啊。
土地局可不管你有没有钱，你违反规定就是不行。
于是尸体就被强制挖了出来，在殡仪馆的停尸间里一放就是两个月，产生高额停尸费用，已经超出火葬费用的十倍之多。连火葬都藏不起的家庭，怎么可能支付得了如此巨大的停尸费？！
被迫之下女人干脆一死了之。
最后结果如何？！
为了压制民愤以及遮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土地局自费两万元钱给死者买了块墓地进行了土葬。
这回就不说占用土地资源了？！
女人曾无数次诉求结果遭到无情批评与反对，偏偏是人死了以后才能网开一面，社会是好的社会，但一些环节中的不近人情与纰漏却引出了一些社会漏洞，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让人心痛。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书归正传。
死在这间黑店里的人不计其数，据文殊娜月的统计不下十人，堪比建国初期的那些杀人大案，骇人听闻。这些人多数都是被下了迷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中地被残忍杀害，挖去有价值的内脏，剩余的就当成牦牛做成菜。
因为她长得比较像凶手的姐姐，所以才能活到如今。不过她自己说，她每天都和一个杀人狂魔生活在一起，生不如死。刚开始对方待她很好，一直叫她姐姐。可后来因为她向客人求救遭到对方暴打，之后就一日不如一日。她也是每天睡不好，吃不好，直到我们来了以后，她无意间发现了我们的身份，就再次燃起求救的念头。
可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当天夜里她就又遭到毒打。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你给我们暗示，最后又开始回避我们的原因了。”
她点了点头。
我又问，“我想知道你给我的纸条里面究竟写了什么？”
她苦笑，“我什么都没写。”
我皱眉，不明原因。
她说她是故意的，如果给我们写纸条被发现自己一定会被打死，可如果不写就可能会失去一个得救的机会，所以思前想后她决定夹一张没有写字的纸条，虽然这样做比较渺茫但至少还有机会，她也不会被对方打死。
“想不到你挺聪明的。”
“我觉得还是凶手更狡猾一点。”米娜补充。
我又加了一句，“不过你并没有白做，之后我也琢磨了一下，结果大致和你说的一样。”
“我这样可以将功抵过吗，我还会被判刑么？你们还想知道的可以问我啊？”她急于给我们提供信息，以便于争取宽大处理。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到会问你。”我很坦白和她说，“至于判不判刑我不敢给你保证，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没参与过犯罪行为就应该没问题。”
她放下心来，表情也变得自然。
“说起来他也挺可怜的，虽然打过我，但是从来没有让我吃过那东西，也从来不让我看他是如何杀人的。”她开始为凶手的身世感到叹息，也为凶手对她的好而有所感激，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说白了就是当一个人对你一百个坏，突然好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是无药可救，甚至会对他产生感激。现实的是当一个人对你一百个好，突然坏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彻底完蛋了，基本无药可救。
就是一种“落差”情绪，这种情绪一点出现会让一个人失去判断对错的能力。
车已经驶出两个钟头，海拔也逐渐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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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于车窗外面的那轮月亮谈不上明亮，上面的纹路和那些飘渺的云却异常清楚，并释放出迷离神秘的昏暗色泽。
车速很快，平均在八十以上（就川藏山路而言）。
“多久能到？”
我问他们，我害怕自己会再一次产生强烈的高原反应，因为那种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五个小时吧，如果稍微开快点四个小时左右。”
我估计了一下，按照五个小时计算的话刚好是后半夜两点。
“你们还是慢点吧，这地方太吓人了安全第一。”米娜担心地扫视着车窗外以及路灯照射下的陡峭山坡。
时间实在是难熬我索性闭上眼睛。
因为之前曾和凶手发生过打斗，所以浑身也有些疲惫，不知不觉我竟幸运地睡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车停在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区域，虽然这里很简陋，但一台加油设备和一间零食店告诉我，这里应该是个类似服务区的地方。
睡了一觉很舒服，下车透气。
“这是哪啊？”
“阿里啊。”其中一个人回答，“咱们已经从山上下来了，不过离城区还要一个小时。”
我看了一下时间，刚好夜里一点钟。
“老兄，真不好意思啊这个时间麻烦你，我们这个胎磨损太严重了，刚好路过你看能不能帮换一个？”
这个穿着沾染汽油脏兮兮的年轻小伙走到车旁拍了拍车胎，“你们是警察想麻烦谁谁还能有啥子情绪不成，这个车胎是该换了，你们有备胎没在哪？”
“在后备箱。”
两个警察同志同时绕到后备箱旁，打开。
因为车胎在后备箱的最里面，所以他们先将我的行李箱抬出。奇怪的是，两个人一起抬一个行李箱时，居然也累得不行，然后还气喘吁吁问我这里面到底是啥子东西，为啥么就像是一个人那么重。
嗯？！
不应该啊。
我走过去把手搭在行李箱上，果然很重，就像是一块大石头。
刚开始我以为这可能不是我的行李箱，但后来从磨损程度和款式上确定并没有错。
“里面就只有点衣服没可能这么沉啊？”
我很费解地照着行李箱踢了两下，脚下去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是火车上那个曾将我绊倒的行李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