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万事开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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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伯爵决定，先挖沟渠。【】
按理来说，调整耕种方式要比挖沟渠这种费事费力的方式简单多了，但是实施起来，恐怕小唐伯爵就是杀掉农民的头，这些农民也不会同意。
凭什么啊？这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耕种方式，怎么你说错就错了呢？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你下过地没？没下过就敢在这说大话？
诸如此类。
但是说实话，这并不能怪这些农民，是小唐伯爵太自以为是，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些土地，以及土地每年的出产，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唯一资本，他们只能抓住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一块地，哪怕它一年只长杂草，那也是一家子人活下去的指望。在见到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们是绝不会就简简单单的听谁的空口白话，就把自己的性命，加上一家人的性命就交到谁的手上。就好像我们现在，也绝对不会把自己全家的钱交到哪个陌生人手上一样。
但是挖沟渠，就简单多了。
首先劳力，理论上是免费的—领主可以对领地内的农民做任何事—这可是上帝赐予领主的权柄。再说了，就算小唐伯爵不给，这些农民还敢反了他不成？
但是小唐伯爵还是会给农民发工资，这并不是说小唐伯爵就是个傻瓜了，而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众所周知，就是资本主义最黑的老板，也还知道每天给他的奴隶吃顿饭呢，要不然怎么有动力干活。
这是被动和主动的差别，一点工资，不论多少，哪怕是每天发个‘法国长棍’，那也是一种态度，好让农民知道这里的领主是与众不同的，不会让你们白干活，当然，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接受的教育里，农民伯伯是淳朴的，是勤劳的，是善良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农民确实是淳朴的，但他们同时是狡猾的，农民确实是勤劳的，但他们同时是懒散的，农民确实是善良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残忍的。人的两面性，在这些最卑微的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淳朴，是因为陌生人不会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勤劳，是因为他们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他们善良，是因为在那些黑暗的年头，人若是不相互合作就活不下去。但若是有人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例如说领主要向他们收税，他们就变得又狡猾又危险，诉苦、撒谎和乞讨对他们来说是比呼吸还自然的事情——今年年成不好、老婆有病、孩子有病、自己有病、教会才收过什一税——总之，领主最好不要收税，最好在施舍些剩饭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就可想而知了，小唐伯爵亲自下田查看，鼻子都要气歪了！这都几天了，连个开头都还没挖好！
几百号农民就在那站着，偶尔监工过来就挥动两下锄头，没人看着就躺下睡觉——他们宁愿躺下睡觉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手指！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挖沟渠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挖，总会有人挖，就算都没人挖，大不了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熬着，反正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于是小唐伯爵就悟了，他知道自己又犯错了。
这是组织度的问题，就好像木炭与钻石，尽管他们都是炭，但是结构不一样，所以结果是天差地别。
新中国建立后，在主席的时代28年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元；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总和。令人惊异的是，如此巨大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只是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的7。08%！
建国时期的农民，和中世纪的农民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一样是人，他们一样要吃喝拉撒睡，一样要为饮食住行而发愁；但是建国时期的农民，他们有理想，他们肯奉献，这，才是最本质的差别。
小唐伯爵自问不是那位伟人，没那个本事，又没那个能耐，这个世界到现在更没有什么**信仰，但是既然说到信仰那就好办了，信共产也好信基督也好，对于农民而言那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让小唐伯爵头痛的事还多着呢！相比之下农民不合作反而是最好办的了——例如，他哔哔的农民竟然还在用木犁！
然而这就是小唐伯爵少见多怪了，铁器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是力量的象征。即便是到了现在，钢铁产量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最重要评价标准。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除了中国这种怪物级别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直到19世纪农奴在田地里劳动用的还是木犁！
会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的科技树点的不同。
欧罗巴的冶铁技术，正如我们常常在电影里或者小说中见到的一样，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加上几个学徒，小作坊家庭式生产，需要的时候打开风箱敲两锤子，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这样的工作方式，自然是没法形成大规模集体化的冶铁。
但中国特有的高炉技术，与这些完全不同。
高炉，这就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吞进去的是铁矿石，石灰石，吐出来的是明亮的铁水。高炉一旦开始点火，就不再是说停下就能停下来的了，有一则著名的笑话，经济危机时期，高炉厂的老板宁愿把冶好的铁全部抛到海里，也不愿意让高炉停下一天！
以一个标准体积的高炉，1080立方米的高炉为例，停产再点火的成本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具体多少要看运气——停产会对高炉造成损伤，这是无法避免的。
顺带一提，世界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高炉在张家港，体积5860立方米，日产钢1。3万吨！足以建造两座埃菲尔铁塔还有剩余！
这是决定性的差距，因为古代中国是个大一统的政权，所以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做事，铁匠也不仅仅是为一个村子，或者为一个城镇服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而冶铁，自然要追求高产量。而中世纪的欧罗巴，战乱不休，处处都是割据政权，一个王国或许需要几百个铁匠，一个公国则只需要几十个，一个伯爵领说不定一个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展出高炉技术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的统一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高炉技术终于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使得不列颠的工业力量急速崛起，最终使‘不列颠’变成了‘日不落’！
除了铁器之外，最重要的沟渠的测量工作，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些技术就全部失传了！即使是现在的东罗马，也都是靠着之前的老本，刨着羊皮纸堆里的一些旧纸来过活，他们连继承都这么困难了，更别说推陈出新了！
了解到现实之后，小唐伯爵终于是绝望了：“都说开头难，开头难，但是尼玛这连个头都没有，要我怎么开？！”
夜幕之中，这哀嚎犹如巴山猿哀鸣，余音袅袅，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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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伯爵决定，先挖沟渠。【】
按理来说，调整耕种方式要比挖沟渠这种费事费力的方式简单多了，但是实施起来，恐怕小唐伯爵就是杀掉农民的头，这些农民也不会同意。
凭什么啊？这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耕种方式，怎么你说错就错了呢？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你下过地没？没下过就敢在这说大话？
诸如此类。
但是说实话，这并不能怪这些农民，是小唐伯爵太自以为是，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些土地，以及土地每年的出产，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唯一资本，他们只能抓住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一块地，哪怕它一年只长杂草，那也是一家子人活下去的指望。在见到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们是绝不会就简简单单的听谁的空口白话，就把自己的性命，加上一家人的性命就交到谁的手上。就好像我们现在，也绝对不会把自己全家的钱交到哪个陌生人手上一样。
但是挖沟渠，就简单多了。
首先劳力，理论上是免费的—领主可以对领地内的农民做任何事—这可是上帝赐予领主的权柄。再说了，就算小唐伯爵不给，这些农民还敢反了他不成？
但是小唐伯爵还是会给农民发工资，这并不是说小唐伯爵就是个傻瓜了，而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众所周知，就是资本主义最黑的老板，也还知道每天给他的奴隶吃顿饭呢，要不然怎么有动力干活。
这是被动和主动的差别，一点工资，不论多少，哪怕是每天发个‘法国长棍’，那也是一种态度，好让农民知道这里的领主是与众不同的，不会让你们白干活，当然，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接受的教育里，农民伯伯是淳朴的，是勤劳的，是善良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农民确实是淳朴的，但他们同时是狡猾的，农民确实是勤劳的，但他们同时是懒散的，农民确实是善良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残忍的。人的两面性，在这些最卑微的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淳朴，是因为陌生人不会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勤劳，是因为他们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他们善良，是因为在那些黑暗的年头，人若是不相互合作就活不下去。但若是有人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例如说领主要向他们收税，他们就变得又狡猾又危险，诉苦、撒谎和乞讨对他们来说是比呼吸还自然的事情——今年年成不好、老婆有病、孩子有病、自己有病、教会才收过什一税——总之，领主最好不要收税，最好在施舍些剩饭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就可想而知了，小唐伯爵亲自下田查看，鼻子都要气歪了！这都几天了，连个开头都还没挖好！
几百号农民就在那站着，偶尔监工过来就挥动两下锄头，没人看着就躺下睡觉——他们宁愿躺下睡觉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手指！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挖沟渠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挖，总会有人挖，就算都没人挖，大不了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熬着，反正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于是小唐伯爵就悟了，他知道自己又犯错了。
这是组织度的问题，就好像木炭与钻石，尽管他们都是炭，但是结构不一样，所以结果是天差地别。
新中国建立后，在主席的时代28年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元；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总和。令人惊异的是，如此巨大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只是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的7。08%！
建国时期的农民，和中世纪的农民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一样是人，他们一样要吃喝拉撒睡，一样要为饮食住行而发愁；但是建国时期的农民，他们有理想，他们肯奉献，这，才是最本质的差别。
小唐伯爵自问不是那位伟人，没那个本事，又没那个能耐，这个世界到现在更没有什么**信仰，但是既然说到信仰那就好办了，信共产也好信基督也好，对于农民而言那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让小唐伯爵头痛的事还多着呢！相比之下农民不合作反而是最好办的了——例如，他哔哔的农民竟然还在用木犁！
然而这就是小唐伯爵少见多怪了，铁器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是力量的象征。即便是到了现在，钢铁产量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最重要评价标准。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除了中国这种怪物级别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直到19世纪农奴在田地里劳动用的还是木犁！
会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的科技树点的不同。
欧罗巴的冶铁技术，正如我们常常在电影里或者小说中见到的一样，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加上几个学徒，小作坊家庭式生产，需要的时候打开风箱敲两锤子，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这样的工作方式，自然是没法形成大规模集体化的冶铁。
但中国特有的高炉技术，与这些完全不同。
高炉，这就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吞进去的是铁矿石，石灰石，吐出来的是明亮的铁水。高炉一旦开始点火，就不再是说停下就能停下来的了，有一则著名的笑话，经济危机时期，高炉厂的老板宁愿把冶好的铁全部抛到海里，也不愿意让高炉停下一天！
以一个标准体积的高炉，1080立方米的高炉为例，停产再点火的成本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具体多少要看运气——停产会对高炉造成损伤，这是无法避免的。
顺带一提，世界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高炉在张家港，体积5860立方米，日产钢1。3万吨！足以建造两座埃菲尔铁塔还有剩余！
这是决定性的差距，因为古代中国是个大一统的政权，所以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做事，铁匠也不仅仅是为一个村子，或者为一个城镇服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而冶铁，自然要追求高产量。而中世纪的欧罗巴，战乱不休，处处都是割据政权，一个王国或许需要几百个铁匠，一个公国则只需要几十个，一个伯爵领说不定一个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展出高炉技术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的统一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高炉技术终于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使得不列颠的工业力量急速崛起，最终使‘不列颠’变成了‘日不落’！
除了铁器之外，最重要的沟渠的测量工作，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些技术就全部失传了！即使是现在的东罗马，也都是靠着之前的老本，刨着羊皮纸堆里的一些旧纸来过活，他们连继承都这么困难了，更别说推陈出新了！
了解到现实之后，小唐伯爵终于是绝望了：“都说开头难，开头难，但是尼玛这连个头都没有，要我怎么开？！”
夜幕之中，这哀嚎犹如巴山猿哀鸣，余音袅袅，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