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O一章 聪明人与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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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第二个聪明人,就是魏景深。”
李翊浵说了第一个聪明人沈清猗,就跟着说魏重润。
“魏景深什么都用不做,只去了一趟辩学室,和墨太平交流了一下学问,后面的事,自然有墨者替他推动。”
那天正巧是魏重润去辩学室的日子,但这不重要,即使还是,魏重润有的是办法将意思传递给墨平。
后来萧琰回想,觉得魏相公果然是高手,就这么去图书楼溜达了一趟,然后回政事堂与宰相吵吵架,命太医署做预算,跟宰相继续吵架,捋起袖子在上面架锅,墨平就沉默的在下面添柴,加上一群辅助的扇火党,呼,呼,呼……星火燎原。
“这就是阳谋,光明正大的阳谋。魏景深什么都没做,但什么都做了。别人知道他做了什么,但知道了没用,一没犯法二没犯律三没犯官员戒条,只能干瞪眼,骂几句魏老奸田舍汉。听说张坦夫在政事堂气急了,骂魏景深田舍汉,魏景深说我本就是农户出身,挨过饥受过饿,最怕就是得病,这病是富贵病啊,穷人生不起,像张相这种,定然是不怕的,生个十七八种病也不怕。”
萧琰哈声笑出来。
魏相公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妙人!
更让萧琰欣赏的,是他从不以自己的出身为耻,而是无比的坦然,因为我穷过苦过,所以我要为穷苦人争利益。萧琰觉得安平母亲的眼光真的是很好。
“第三个聪明人是太医令、安定皇甫氏的家主皇甫安存,字康永。宝树应该知道吧,沈至元的生母,她的娘家就是安定皇甫氏的分支,当然关系已经很远了,但一笔写不出两个皇甫,安定皇甫氏若提出吴兴皇甫归宗,你说他们会不会乐意?”
应该是……乐意的吧。
萧琰心里想。
吴兴皇甫氏在湖州很出名,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杏林世家,但和闻名大唐帝国的第一杏林世家安定皇甫氏相比,那就差远了,说是米粒之比明珠也不夸张。这可不像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虽然两家在西汉时是同一个祖宗,但早已经分立郡望堂号,东汉时就已经同为山东望族了,从北魏至大唐也一直是同为一等大姓,谁愿意居另一宗之下?根本不存在归宗之说,完全就是两个宗族了,而且因为同姓不婚,两家没有联姻关系,比起其他世家,反而斗得更厉害,没有合作可能。又说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论起同一个祖宗,得扯到老子李耳之前了,要赵郡李归宗陇西李那是不可能的,赵郡李氏在大唐立国之前声望一直在陇西李之上,荣耀五六百年了,即使陇西李如今是皇族,赵郡李氏也绝不愿意归附,做皇族的附庸,哪里有独立世家的骄傲和风光?
但吴兴皇甫氏不一样,它与安定皇甫氏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如果归回本宗,家族发展就不止于湖州了。不过这也要看皇甫家的想法,如果没有野心,独立为宗还自在一点。
萧琰又一想,或许这不完全取决于皇甫家自己的想法,湖州那边可能会去信给姊姊,问她的意见,毕竟太医令可是冲着姊姊才递出月桂枝的。
“说皇甫康永是聪明人,向吴兴皇甫氏递出月桂枝只是一方面——不论吴兴那边是否乐意归宗,他向沈至元示好的用意已经达到了。这位聪明人做的最聪明的事,是第一时间去了墨太平的家。
“魏景深见了墨太平,总得有人将那份抄本递到墨太平手中去。魏景深不会做这事,他是宰相得处事谨慎,不能将朝廷的章札私递外人,即使墨太平守口如瓶,魏景深也不会给人留下这个把柄。若不是皇甫康永去了墨家,也会有人赶着为宰相办好这件事,京中寒门官员多的是,能揣摩到宰相心思、有胆色抓着这机会的人不少。
“皇甫康永为了皇甫家的利益,必须推动这个议案实施,一早就与魏景深一个立场。既然注定要得罪那几位世家宰相,倒不如一开始就积极站位,还能被魏、邵二相看重,以后都会施加援手。更进一步看,他这么做,是向昭华表忠心,就算这个议案没通过,他谋的也是长远,昭华主政后,难道不会重提这份议案?那时会更加重用他们皇甫家。”
萧琰心道,果然都不是简单的。
“第四个聪明人,是墨太平。这件事能这么快被整个京都百姓知晓,内容还传得那么详细,要说没有人在暗中推动,谁会相信?京都有能力做到这种事的人当然不止墨太平,但政事堂几位宰相首先怀疑的就是他,谁让魏景深去见了他呢?但谁能抓住墨者社行事的把柄?说墨者私印张贴发散小报?证据呢?大唐可不允许捕风捉影入罪,或者御史的风闻奏事权针对一个平民?”
萧琰看到这噗哧一笑。
没错,帝国有名的大人物,鼎鼎大名的墨家文宗首领,人称墨者太平的,他就是一个平民,官府户籍档上登记的是“匠户”。当然人人都知道这位墨者首领绝不是普通工匠,但问题是,他就是无官身,无士籍,纠察百官的御史风闻奏事去弹劾一位匠户?别逗了!御史台绝不想有这笔黑历史,被谏议院翻出来嘲笑。
没过几天,李翊浵又一封信过来。
“昨日落衙后,太学、国子监几位经学深醇的博士在高密郡公孔学士家里品茶议经,其中有同为翰林苑学士的叶弘叶士广,这位叶学士被誉为当今墨学经义第一,和高密国公一样,也兼着太学、国子监的经学博士。议经中就聊到了当前的热门话题,叶学士说利民利国,又说前日和墨太平聊到这事,他说如果此事为真,朝廷在城乡建立卫生保健站,兼爱社愿意每年捐银一百万两,支持这个公利事业。哦,参与品茶议经的另外两位同僚,一位是太学祭酒,兼道学经学博士的闵永韶闵用和,人称‘言者不虚,虚者不言’;另一位是国子监儒经博士耿子巩耿良固,人称‘鲠鱼骨’,出了名的直言直语,不吐不快,这两位的诚信品格都是朝野闻名的。——瞧瞧叶学士选的这场合、这人,也是一个聪明人。”
萧琰深以为然的点头。
她对高密郡公不陌生,士族谱上就背过。
高密郡公孔尚贤就是这一代的鲁郡孔氏家主。鲁郡孔氏同样是大唐的甲姓世家,却是以世代传承孔子儒学列入甲姓,所以其他世家可以言利,孔氏却不可以,必须以仁为核心,谈仁说仁做仁,公利医疗就是国家对百姓的仁,孔氏家主如何会说不支持?那当然是要赞成的,至于国家财政是否能支持,那是宰相考虑的事,孔学士目前的正职是左谏议大夫,只负责谏议帝王和政事,可以很任性的表示我只关心仁政不关心财政。
另外那两位,闵祭酒、耿博士,萧琰不熟,但能与孔学士、叶学士一起喝茶议经,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必不仅经学深醇,人品也值得称道,阿娘说一个是“言者不虚,虚者不言”,一个是“直言直语,不吐不快”,叶学士转达的墨家首领的承诺不用担心这两人不传出去,而且以这两人不虚言、不隐晦的操守,听者必信。
不会有人怀疑叶弘传假话,或者墨平说假话,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有人怀疑墨平做不到。
墨者虽然人人简朴,但墨者组成的社团并不穷,兼爱社可以说是大唐最有钱的社团之一。墨家开办的墨行社、墨筑社、墨织社、墨食社、墨机堂都是遍及南北、日进斗金的大商号,而这几个墨家商号存在的意义,除了以技实践,利民便民之外,就是为兼爱社的履实做钱财支持,据说每年赢利的五成都会交给兼爱社。每年捐出一百万两银,这对兼爱社来说不算什么,但墨平说的是“每年”,这是很大的自信和魄力,世家也有这种魄力,但这种魄力是用在有利润的投资上,绝不是把钱扔水里——做公利对世家来说就是扔钱到水里,除了砸出几声水响,赢得名声,啥利都没有。
而墨平的承诺一旦广为传扬开去,政事堂可就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说每年捐一百万两银子给公利医疗,政事堂的宰相还能说国家财政不能担负?有这一百万贯,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钱,选几个地方试点也够了,何况朝廷不至于每年几百万两银子都挤不出吧?
萧琰看母亲的信中说,“按太医院之后做出的详细预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万贯钱或银投入,支持在每个州建立一个公利医馆是可行的,而下面的卫生保健站的建立则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这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现流民,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提到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如果没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轮回。从高宗起,大唐的国风变了,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高宗说:大唐要做帝国,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狭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国是广阔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尽责任,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样的弱者,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制定‘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而且制定《帝宪》,将这三策放入《帝宪》中,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她读史书比较晚,九岁开始读《华夏通史》,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读史书,才不会被史书牵着走,十一岁时进了恒安院,母亲才允许她跟着四哥学习读史,她学《帝国通史》时就喜欢高宗,再细读帝王实录,最喜欢看的就是《高宗实录》,制定《帝宪》那段记载便是她喜欢高宗的原因之一。
她记得回清宁院后,曾经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书的感想,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萧琰记得,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静、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辉洒入,泛着柔和的光辉,“哦——”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悠远的声音道:
“她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惧怕臣民太强的君主,那是弱者。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顺民、觉得更容易统治、更能够长治久安的君主,那是愚蠢的君主。夏朝怎么亡的?被一小群虎狼领着一大群的奴隶推翻。秦朝亡于什么?一群强征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东汉亡于什么?一群裹了黄布巾的农民造反。这些是不是愚民?能有多少智慧?我可不希望我后代的子孙,是一些只想统治一群弱鸡的懦者,或者是希望统治一群愚民的蠢货,真是丢我的脸,以后我有在天之灵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们。为了不劈死他们,我决定制一个《帝宪》,给他们保命。”
母亲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是那种很愉快、很欢乐的笑。
萧琰也笑得滚在榻上,觉得母亲对史书的诠释太好笑了。
但如今回想,便觉得这真的是高宗皇帝当时对母亲说的话,不是史书记的那种简练有文采,而是平实的,生动的。而母亲的笑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当时说话的神情,是霸气的?眯着眼冷笑的?还是高深算计的?……萧琰想不出,但一定是母亲喜欢的样子。
萧琰很少见母亲那样笑,如今仔细回想,那少见的几次,都与她读史后回来说高宗皇帝的事迹有关,母亲总是用“哦——她是这样说的”这种语气开头,有一些妙语风趣让萧琰笑得不行,又有一些平实中却见深刻的话,让萧琰觉得感动。
母亲说“她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强者治下,统治强民、智慧之民,所以强者越来越强。强者治下,统治弱民愚民,强者也会变弱,而后代会越来越弱。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是天道,自然界禽兽相争,人也如此,帝国也如此,不争则不强,不永远向前,做到强者愈强,要么三百年,最多四百年,大唐就会衰弱到灭亡了,被新生而起的强者取代。大唐要做千年帝国,每一任君主,都必须真正的强大。”
史书中不会出现“真正”这个词,但萧琰在母亲的话中,却经常听到“真正”一词,萧琰现在知道了,高宗皇帝是真的喜欢用这两字,以作强调和区别,真正的强大不是显于表面的强大,也不是力量、实力或哪一方面才能的强大,高宗指的是心,是灵魂,只有心灵强大的人,才能拥有海一样的广阔,地一样的厚实,和天一样的无畏。萧琰对此深怀敬意,武道修行也如此,没有一颗强大的心,无法走得更远。
高宗在定“富民”国策时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让道德无存,伦理无存,礼义无存,人和禽兽无异,也能让最底层、最怯懦的人奋起反抗,为活命而挣扎的百姓,他们的愤怒能燃烧成燎原火焰,烧毁一切。
那些困于疾病之苦,以及忧惧得病无钱医治的平民,如今便是如母亲信中所说的“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反对议案的宰相就真是架在火上烤,引起众怒了。
这种舆论连世家宰相也不能不畏惧。
何况世家中,那些旁支远支,不是每家都富有到不需要公利医疗。世家主如果反对这个议案,在本族中必定要失去一些人心。
萧琰心想,阿娘下封信要说的第五个聪明人肯定是圣人了。
圣人不会反对这项议案,因为强民富民本就是历代皇帝执行的国策,公利医疗也在强民富民之内,相比世家宰相往往从阶层利益出发,皇帝更看重整个国家的大利益,如果这项利国利民的体制不会动摇国家财政,圣人就会想办法去推动它实施——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陛下亲自出手了。
但萧琰没想到的,阿娘信中说的第五个聪明人,居然是她的父亲。
“这件事第二个聪明人,就是魏景深。”
李翊浵说了第一个聪明人沈清猗,就跟着说魏重润。
“魏景深什么都用不做,只去了一趟辩学室,和墨太平交流了一下学问,后面的事,自然有墨者替他推动。”
那天正巧是魏重润去辩学室的日子,但这不重要,即使还是,魏重润有的是办法将意思传递给墨平。
后来萧琰回想,觉得魏相公果然是高手,就这么去图书楼溜达了一趟,然后回政事堂与宰相吵吵架,命太医署做预算,跟宰相继续吵架,捋起袖子在上面架锅,墨平就沉默的在下面添柴,加上一群辅助的扇火党,呼,呼,呼……星火燎原。
“这就是阳谋,光明正大的阳谋。魏景深什么都没做,但什么都做了。别人知道他做了什么,但知道了没用,一没犯法二没犯律三没犯官员戒条,只能干瞪眼,骂几句魏老奸田舍汉。听说张坦夫在政事堂气急了,骂魏景深田舍汉,魏景深说我本就是农户出身,挨过饥受过饿,最怕就是得病,这病是富贵病啊,穷人生不起,像张相这种,定然是不怕的,生个十七八种病也不怕。”
萧琰哈声笑出来。
魏相公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妙人!
更让萧琰欣赏的,是他从不以自己的出身为耻,而是无比的坦然,因为我穷过苦过,所以我要为穷苦人争利益。萧琰觉得安平母亲的眼光真的是很好。
“第三个聪明人是太医令、安定皇甫氏的家主皇甫安存,字康永。宝树应该知道吧,沈至元的生母,她的娘家就是安定皇甫氏的分支,当然关系已经很远了,但一笔写不出两个皇甫,安定皇甫氏若提出吴兴皇甫归宗,你说他们会不会乐意?”
应该是……乐意的吧。
萧琰心里想。
吴兴皇甫氏在湖州很出名,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杏林世家,但和闻名大唐帝国的第一杏林世家安定皇甫氏相比,那就差远了,说是米粒之比明珠也不夸张。这可不像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虽然两家在西汉时是同一个祖宗,但早已经分立郡望堂号,东汉时就已经同为山东望族了,从北魏至大唐也一直是同为一等大姓,谁愿意居另一宗之下?根本不存在归宗之说,完全就是两个宗族了,而且因为同姓不婚,两家没有联姻关系,比起其他世家,反而斗得更厉害,没有合作可能。又说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论起同一个祖宗,得扯到老子李耳之前了,要赵郡李归宗陇西李那是不可能的,赵郡李氏在大唐立国之前声望一直在陇西李之上,荣耀五六百年了,即使陇西李如今是皇族,赵郡李氏也绝不愿意归附,做皇族的附庸,哪里有独立世家的骄傲和风光?
但吴兴皇甫氏不一样,它与安定皇甫氏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如果归回本宗,家族发展就不止于湖州了。不过这也要看皇甫家的想法,如果没有野心,独立为宗还自在一点。
萧琰又一想,或许这不完全取决于皇甫家自己的想法,湖州那边可能会去信给姊姊,问她的意见,毕竟太医令可是冲着姊姊才递出月桂枝的。
“说皇甫康永是聪明人,向吴兴皇甫氏递出月桂枝只是一方面——不论吴兴那边是否乐意归宗,他向沈至元示好的用意已经达到了。这位聪明人做的最聪明的事,是第一时间去了墨太平的家。
“魏景深见了墨太平,总得有人将那份抄本递到墨太平手中去。魏景深不会做这事,他是宰相得处事谨慎,不能将朝廷的章札私递外人,即使墨太平守口如瓶,魏景深也不会给人留下这个把柄。若不是皇甫康永去了墨家,也会有人赶着为宰相办好这件事,京中寒门官员多的是,能揣摩到宰相心思、有胆色抓着这机会的人不少。
“皇甫康永为了皇甫家的利益,必须推动这个议案实施,一早就与魏景深一个立场。既然注定要得罪那几位世家宰相,倒不如一开始就积极站位,还能被魏、邵二相看重,以后都会施加援手。更进一步看,他这么做,是向昭华表忠心,就算这个议案没通过,他谋的也是长远,昭华主政后,难道不会重提这份议案?那时会更加重用他们皇甫家。”
萧琰心道,果然都不是简单的。
“第四个聪明人,是墨太平。这件事能这么快被整个京都百姓知晓,内容还传得那么详细,要说没有人在暗中推动,谁会相信?京都有能力做到这种事的人当然不止墨太平,但政事堂几位宰相首先怀疑的就是他,谁让魏景深去见了他呢?但谁能抓住墨者社行事的把柄?说墨者私印张贴发散小报?证据呢?大唐可不允许捕风捉影入罪,或者御史的风闻奏事权针对一个平民?”
萧琰看到这噗哧一笑。
没错,帝国有名的大人物,鼎鼎大名的墨家文宗首领,人称墨者太平的,他就是一个平民,官府户籍档上登记的是“匠户”。当然人人都知道这位墨者首领绝不是普通工匠,但问题是,他就是无官身,无士籍,纠察百官的御史风闻奏事去弹劾一位匠户?别逗了!御史台绝不想有这笔黑历史,被谏议院翻出来嘲笑。
没过几天,李翊浵又一封信过来。
“昨日落衙后,太学、国子监几位经学深醇的博士在高密郡公孔学士家里品茶议经,其中有同为翰林苑学士的叶弘叶士广,这位叶学士被誉为当今墨学经义第一,和高密国公一样,也兼着太学、国子监的经学博士。议经中就聊到了当前的热门话题,叶学士说利民利国,又说前日和墨太平聊到这事,他说如果此事为真,朝廷在城乡建立卫生保健站,兼爱社愿意每年捐银一百万两,支持这个公利事业。哦,参与品茶议经的另外两位同僚,一位是太学祭酒,兼道学经学博士的闵永韶闵用和,人称‘言者不虚,虚者不言’;另一位是国子监儒经博士耿子巩耿良固,人称‘鲠鱼骨’,出了名的直言直语,不吐不快,这两位的诚信品格都是朝野闻名的。——瞧瞧叶学士选的这场合、这人,也是一个聪明人。”
萧琰深以为然的点头。
她对高密郡公不陌生,士族谱上就背过。
高密郡公孔尚贤就是这一代的鲁郡孔氏家主。鲁郡孔氏同样是大唐的甲姓世家,却是以世代传承孔子儒学列入甲姓,所以其他世家可以言利,孔氏却不可以,必须以仁为核心,谈仁说仁做仁,公利医疗就是国家对百姓的仁,孔氏家主如何会说不支持?那当然是要赞成的,至于国家财政是否能支持,那是宰相考虑的事,孔学士目前的正职是左谏议大夫,只负责谏议帝王和政事,可以很任性的表示我只关心仁政不关心财政。
另外那两位,闵祭酒、耿博士,萧琰不熟,但能与孔学士、叶学士一起喝茶议经,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必不仅经学深醇,人品也值得称道,阿娘说一个是“言者不虚,虚者不言”,一个是“直言直语,不吐不快”,叶学士转达的墨家首领的承诺不用担心这两人不传出去,而且以这两人不虚言、不隐晦的操守,听者必信。
不会有人怀疑叶弘传假话,或者墨平说假话,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有人怀疑墨平做不到。
墨者虽然人人简朴,但墨者组成的社团并不穷,兼爱社可以说是大唐最有钱的社团之一。墨家开办的墨行社、墨筑社、墨织社、墨食社、墨机堂都是遍及南北、日进斗金的大商号,而这几个墨家商号存在的意义,除了以技实践,利民便民之外,就是为兼爱社的履实做钱财支持,据说每年赢利的五成都会交给兼爱社。每年捐出一百万两银,这对兼爱社来说不算什么,但墨平说的是“每年”,这是很大的自信和魄力,世家也有这种魄力,但这种魄力是用在有利润的投资上,绝不是把钱扔水里——做公利对世家来说就是扔钱到水里,除了砸出几声水响,赢得名声,啥利都没有。
而墨平的承诺一旦广为传扬开去,政事堂可就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说每年捐一百万两银子给公利医疗,政事堂的宰相还能说国家财政不能担负?有这一百万贯,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钱,选几个地方试点也够了,何况朝廷不至于每年几百万两银子都挤不出吧?
萧琰看母亲的信中说,“按太医院之后做出的详细预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万贯钱或银投入,支持在每个州建立一个公利医馆是可行的,而下面的卫生保健站的建立则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这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现流民,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提到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如果没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轮回。从高宗起,大唐的国风变了,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高宗说:大唐要做帝国,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狭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国是广阔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尽责任,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样的弱者,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制定‘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而且制定《帝宪》,将这三策放入《帝宪》中,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她读史书比较晚,九岁开始读《华夏通史》,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读史书,才不会被史书牵着走,十一岁时进了恒安院,母亲才允许她跟着四哥学习读史,她学《帝国通史》时就喜欢高宗,再细读帝王实录,最喜欢看的就是《高宗实录》,制定《帝宪》那段记载便是她喜欢高宗的原因之一。
她记得回清宁院后,曾经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书的感想,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萧琰记得,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静、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辉洒入,泛着柔和的光辉,“哦——”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悠远的声音道:
“她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惧怕臣民太强的君主,那是弱者。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顺民、觉得更容易统治、更能够长治久安的君主,那是愚蠢的君主。夏朝怎么亡的?被一小群虎狼领着一大群的奴隶推翻。秦朝亡于什么?一群强征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东汉亡于什么?一群裹了黄布巾的农民造反。这些是不是愚民?能有多少智慧?我可不希望我后代的子孙,是一些只想统治一群弱鸡的懦者,或者是希望统治一群愚民的蠢货,真是丢我的脸,以后我有在天之灵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们。为了不劈死他们,我决定制一个《帝宪》,给他们保命。”
母亲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是那种很愉快、很欢乐的笑。
萧琰也笑得滚在榻上,觉得母亲对史书的诠释太好笑了。
但如今回想,便觉得这真的是高宗皇帝当时对母亲说的话,不是史书记的那种简练有文采,而是平实的,生动的。而母亲的笑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当时说话的神情,是霸气的?眯着眼冷笑的?还是高深算计的?……萧琰想不出,但一定是母亲喜欢的样子。
萧琰很少见母亲那样笑,如今仔细回想,那少见的几次,都与她读史后回来说高宗皇帝的事迹有关,母亲总是用“哦——她是这样说的”这种语气开头,有一些妙语风趣让萧琰笑得不行,又有一些平实中却见深刻的话,让萧琰觉得感动。
母亲说“她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强者治下,统治强民、智慧之民,所以强者越来越强。强者治下,统治弱民愚民,强者也会变弱,而后代会越来越弱。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是天道,自然界禽兽相争,人也如此,帝国也如此,不争则不强,不永远向前,做到强者愈强,要么三百年,最多四百年,大唐就会衰弱到灭亡了,被新生而起的强者取代。大唐要做千年帝国,每一任君主,都必须真正的强大。”
史书中不会出现“真正”这个词,但萧琰在母亲的话中,却经常听到“真正”一词,萧琰现在知道了,高宗皇帝是真的喜欢用这两字,以作强调和区别,真正的强大不是显于表面的强大,也不是力量、实力或哪一方面才能的强大,高宗指的是心,是灵魂,只有心灵强大的人,才能拥有海一样的广阔,地一样的厚实,和天一样的无畏。萧琰对此深怀敬意,武道修行也如此,没有一颗强大的心,无法走得更远。
高宗在定“富民”国策时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让道德无存,伦理无存,礼义无存,人和禽兽无异,也能让最底层、最怯懦的人奋起反抗,为活命而挣扎的百姓,他们的愤怒能燃烧成燎原火焰,烧毁一切。
那些困于疾病之苦,以及忧惧得病无钱医治的平民,如今便是如母亲信中所说的“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反对议案的宰相就真是架在火上烤,引起众怒了。
这种舆论连世家宰相也不能不畏惧。
何况世家中,那些旁支远支,不是每家都富有到不需要公利医疗。世家主如果反对这个议案,在本族中必定要失去一些人心。
萧琰心想,阿娘下封信要说的第五个聪明人肯定是圣人了。
圣人不会反对这项议案,因为强民富民本就是历代皇帝执行的国策,公利医疗也在强民富民之内,相比世家宰相往往从阶层利益出发,皇帝更看重整个国家的大利益,如果这项利国利民的体制不会动摇国家财政,圣人就会想办法去推动它实施——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陛下亲自出手了。
但萧琰没想到的,阿娘信中说的第五个聪明人,居然是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