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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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威并施，敏锐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每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阳明身处官场多年，深谙管理的智慧，通过选拔良将、以德服人、任贤使能、赏罚分明，带领团队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注重人才的素质
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王阳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在功成名就时淡泊名利，在面临危机时敢于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为团队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秉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淡泊心态，就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考察地形的险易并计算道路的远近，最终获得胜利。这其实就是在告诫领导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质，要善于发现素质良好的人才并给予重用。
俗话说：“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然而，人们要想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内在的品德修养，是一件很难的事。自古识人之难，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难，但还是要去体味，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谋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对于识人的方法，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子曾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将领，必须具备才智、威信、爱卒、勇敢、严肃五种素质。又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必须避免五个危机：有勇无谋，只知硬拼，就有被杀的危险；临阵畏惧，贪生怕死，就有被掳的危险；易怒急躁，就有被轻侮的危险；清廉自好，就有被污辱的危险；过于宽仁爱民，就有被烦扰（囿于小爱不知大爱之情）的危险。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为将者必须有高尚的志守，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有聪明才智，善知敌我之势、进退之道；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节可以厉俗，孝悌可以扬名。而要避免八种缺点，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于酒色；七曰奸诈自怯；八曰狡言无礼。”
王阳明在熟读古人识别人才的智慧后，对人才的素质也有自己的理解。
人才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质。王阳明认为，一个管理者必须竭力工作来回报上司的赏识，对下属则应多加关爱和鼓励，以激励下属更好地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两点，而是只顾着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利益，是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取得好的业绩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为将者）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
人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王阳明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临危不惊，当机立断，指挥若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必须不动心，否则就应付不了千变万化的职场。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而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何所施？”意思是说，一个将领若无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承受不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可以因败而惊乱，因胜而狂喜。惊乱必然失措，狂喜亦致失措，在职场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良好心理素质，比他的学问、智谋要重要得多。
王阳明还看重人才的智慧韬略，他强调只有选取有谋有胆略的官员统领士兵，才能做好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一个有强大的智慧韬略的人，才能与他人配合好，从而为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王阳明还认为，这些智慧韬略必须经由实践始能培养，而不由坐在书房里去玄思而得。正如王阳明所说：“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亲自去实践，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思考得更为周全，也就获得了智慧，如此才能轻松应对一切事情，没有人能够不实践而获得智慧。
此外，王阳明不仅强调人才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智慧素质，还强调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毕竟，专业技能水平才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素质。只有具备了以上四点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以身作则，以德服人
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
在王阳明看来，立政治民，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引导人们向善，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制定严密的法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政以德”，即把道德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
在王阳明看来，德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立弊生”（建立一种新法，就会带来一些弊端），且“人存政举”（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因此，如果一个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就能够引导下属养成良好的德行。
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时就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得力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只能编制张挂，虽或暂时推行，而终归要废弛不行。因此王阳明要求各县务必于坊里乡都之内，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的人，重加礼貌优待，使其分头巡访劝谕，哪怕深山穷谷亦要深入下去，教其不能，督其不行，面命耳提，多方化导。对巡访劝谕成绩显著者，县令要亲自至其庐舍，重加奖励。如此，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美。否则，即令动辄加以鞭挞，也是无济于事。正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当然，王阳明自己也十分擅长以德服人的驭人之术。
正德初年，王阳明因犯颜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到任不久，他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这个强盗头目平时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强盗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便说要杀要剐悉从尊便。王阳明面对他无礼的态度并无怒气，反而和气地告诉他既然这样就不用审判了，还劝强盗天太热，可以脱去外衣！这个强盗想到脱掉外衣还可以松松绑，就脱去了外衣。王阳明又说不如把内衣也脱掉吧！强盗想了想又把内衣脱掉了。王阳明又劝他把内裤也脱掉吧，强盗着急了，他紧张起来，连声说“不方便”。王阳明看他如此紧张，就说这个强盗还是有廉耻心和道德良知的，并非一无是处。强盗听到王阳明这样说，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王阳明善于从德化良知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更好地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他广泛布道，接纳弟子，传播心学。每到一地，他就普及文化，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上行下效，用文化和德政来教化当地百姓。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
上梁正，下梁则不歪。管理者是下属效仿的对象，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约束下属。美国前副总统林伯特·汉弗莱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试验人人都必须做。”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影响身边的人，凡事起好的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具有凝聚力，使下属自觉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道。
任贤使能，用人唯长
（荐贤）乃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
在王阳明看来，任贤使能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事业环境的关键，是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条件，实在是不能不慎重考虑啊。
任贤使能是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推举出来，邪恶小人也会变得正直。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意思是说，统治者尊贤使能，则天下贤士都愿意到他的朝廷服务。在孔孟两位圣人的引导下，后世的儒家，大都主张任贤使能。
要做到任贤使能，不仅要求管理者能够识别人才的优劣，更要求管理者能够用人唯长，让每个人才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只因人无完人，人人皆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管理者要尽量看到人才的长处，加以善用。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所说：“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做过高的要求，不妨做低一点的要求。”
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思是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其才能、学问、道德，都适合担任此职。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做大夫，要他从政，则十分不当。这是孔子在用人之道上的一些体会与建议。
对用人唯长，王阳明深有体会。他曾举了几个例子。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辅佐公子纠时不仅没有帮助公子纠登上王位，在公子纠死后也没有为其死节尽忠，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仇人齐桓公，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但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自己也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人的信任，竟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来保住将位，实在是一个残忍的人；但我们不能否定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因此他被后人视为“名将”。
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辅佐汉王刘邦时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是一个贪婪的人，但他因为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因而得到刘邦的重用。
由此王阳明得出结论：人各有短长，问题在于如何使用。而王阳明的建议是用人唯长，即“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意思是说，任用人才良善的一面而抛弃其贪婪的一面，任用人才智慧的一面而抛弃其诡诈的一面，任用人才勇敢的一面而抛弃其冲动的一面。舍短用长，因材器使，不强人之所不能，方能上无废令，下无弃才。
孟尝君去秦国，被秦昭襄王软禁起来。
孟尝君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你那件举世无双的银狐皮袍。”很不巧，孟尝君那件皮袍在刚来秦国时就献给了秦王，现在在秦王的内库里。孟尝君手下有个门客，擅长偷盗，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入王宫，找到了内库，把银狐皮袍偷了出来。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放回去。秦昭襄王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离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怕秦王反悔，就带领门客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鸡鸣后才可打开城门。孟尝君手下有一个门客很会学鸡叫，且惟妙惟肖，让人分不出真假。于是，这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后来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可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可见，即使是鸡鸣狗盗之辈，也有用途。孟尝君倘若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只怕要被囚禁终生了。唐代陆贽说过：“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唐代韩愈在《送张道士序》中也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用人也是如此。俗话说：“人无弃才。”是人，就有他的用途。作为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知人善任是管理的艺术，也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管理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正是中国管理者们从古至今一直在学习汲取并不断实践的用人之道。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
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闻，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
在王阳明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君王必须养德，端正其治国的态度。当一个君王以善养德，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就不会遭受人民的责备，天下也就安定了。王阳明还认为，君子养德，必须要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博取众之所长来做决策。否则，就可能因为刚愎自用而走向灭亡。
西楚霸王为何会败给刘邦，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难听谋臣的意见，使得谋臣先后离自己而去；而刘邦却能听取手下人的意见，即使在非常暴躁的时候，也能静下心来，认真听取下属的意见，因而能够网罗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最终建立西汉王朝。
每个人都不是完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明白，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身为管理者更不能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头脑去考虑事情，而要多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善于采纳下属的建议，博采众家之长，这样才能避免做出有失偏颇的决策。古往今来，成功的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听取下属的意见。
楚襄王还是太子时曾到齐国做人质，他回国的条件是献地五百里给齐国。当他回国当上楚王后，齐国便派人前来索要土地。虽然自己曾亲口答应，但这明显是乘人之危，楚襄王不想给，就问慎子该怎么办。慎子说：“明天早朝，大王叫群臣献计。”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几位大臣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子良说：“不能不给。大王金口玉言，答应的又是强大的齐国，要是不给，别人会说大王不守信用，以后大王在诸侯中就不好说话了。不如先给他们，之后再夺回来。给他们是守信用，夺回来可显示我们的武力，所以我主张给。”
昭常说：“不能给。君主不能嫌土地广大，而且五百里实占去楚国一半。这样，君主虽名为大王，若失去了五百里国土，实际上成了小地方官了，坚决不能给，昭常愿带兵去东地坚守！”
大臣景鲤则说：“不能给呀！虽然是不能给，但仅靠我们楚国的力量又不能守住。大王既然答应了又不兑现，必然背上不义的名声。我们既输了理，又不能独自守住，所以我建议向秦国求救。”
三个人说得都有道理，襄王不知该怎么办，就问慎子：“您说我该采用谁的计策呢？”慎子想了想说：“全部采用。”襄王不解，慎子说：“按照他们的主意做，大王就可以收到像他们预见的效果。大王可派子良率车五十乘，向齐国履行献地手续。第二天您可派昭常大司马，带兵前往东地驻守。再过两天，您再派景鲤求救于秦。”襄王听了茅塞顿开，一切就按慎子所说的去做。
子良到齐国交付手续，齐国人就同子良一同到楚国东地接收，昭常立即带兵抵抗，并说：“我租用主上土地，将生死与共！”齐国人就问子良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说：“我是受楚王命令这样做，而昭常不把楚王与齐王放在眼里，你们发兵进攻吧！”
齐王大怒，立即组织军队，大举讨伐昭常。齐王的军队还没有开出国境，秦国五十万大军已逼近齐国边境，秦国指责齐王说：“你们扣押楚太子不让他回国继位，这是不仁；接着又要夺人五百里国土，这是不义。如果你们把刀兵收起来那就没事了，如果你们动手，那我们也等着了。”齐王害怕了，就请子良回国，又派人去秦国谈和。这样，楚国不动刀枪，就使得东地五百里得以保全。
楚襄王听取了三个人的意见，之后又经过慎子的整合，使得楚国在此事的处理上收到了最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子良、昭常和景鲤的意见缺一不可，慎子的独到眼光也极为重要，试想如果楚襄王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楚国的五百里地可能就无法保全了。
管理者应该明白：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了解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虽然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般，但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事物的皮毛而已。因而，管理者需要听取尽可能多的意见，不能只是选择自己愿意听的，或者是自己想听的，而无视那些与自己内心旋律不同的声音。拿掉挡在耳朵上的挡板，听取众人的意见，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还能满足下属渴望受到领导关注的心理。下属不仅仅希望得到管理者的关心，更希望能得到管理者的尊重，能倾听和接纳自己的意见及建议。如果管理者能善于听取下属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下属就认为自己的领导是一个虚心纳谏、平易近人的好领导，这样管理者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就随之上升了；反之，如果不给下属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久而久之，一方面，下属的工作常带有依赖性，缺乏创造性，对事业的发展不利；另一方面，一旦产生矛盾，就会趋于集中，使管理者的形象在下属的心目中受损，损害团队的和谐。
赏与罚的艺术
军旅之任，在号令严一，赏罚信果而已。
在王阳明看来，要培养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不仅要制定严厉的纪律，还要做到赏罚分明，真正使众人信服。这其实就是在讲管理中的赏与罚的艺术。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韩非子也说：“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说，管理者对下属要全部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从而使自己的组织走上健康有序、有章可循的正确轨道。管理者只用慈爱和仁义是换不来下属的忠心的，只有赏罚分明才会让下属积极认真地工作，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那些赏罚分明的管理者，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让组织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做到赏罚及时，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的士气，提高执行力。否则，无论该赏还是该罚都犹犹豫豫，赏舍不得，罚又下不了手，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变成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
罗马著名的军事家斯奇比奥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君主，他的名声很好，其人格和行为皆被人推崇，但是斯奇比奥太没有原则了。一次，在洛克伦斯居住的子民遭受了斯奇比奥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斯奇比奥既没有替受欺侮的臣民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所有的人都觉得斯奇比奥是个没原则的人，他的部下也渐渐对他失去了尊敬；在元老院里，他受到元老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后者说他是罗马军队的败坏者。结果，斯奇比奥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了他。
不忍对他人有半点苛责，就显得一个人没有原则，任人欺侮。特别是作为管理者，如果对该奖励的人没有足够的奖励，对该惩罚的人不能惩罚，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偏颇者。尽管斯奇比奥富有仁慈的德行，但他没能做到赏罚分明，不去惩罚犯错的属下，因而最终失去了民心。
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管理者在下结论前应多观察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力争做到奖惩客观、公正、公平，千万不要偏听偏信，武断下结论。否则，管理者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不但受罚的人满腹委屈，心中不服，其他知道真相的人也会替他鸣不平，最后只能导致下属与管理者及团队离心离德，做起事来得过且过，能糊弄就糊弄，出工不出力。总之，赏罚分明，是管理者平衡员工关系、维护团队和谐的关键。
索克斯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员工。一次，他接到了一笔大单，他将操控1500万美元，为客户赚钱。任何人都知道，理财投资有风险性和较长的周期，所以索克斯非常谨慎地做起了自己的投资计划。
经过两年的时间，索克斯为客户赚取了660万美元。公司对他感到非常满意，并擢升他为投资部门经理。但是，在表彰大会上索克斯却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并且被罚了5万美元（本来这是公司准备奖赏给他的），原因在于，索克斯在为客户服务期间，曾一度因为脾气不好而与客户发生激烈的争论，几次令客户险些撤资。一旦对方撤资，将使公司遭受数十万美元的损失，而这并不是索克斯所能承担的。
有些时候，对有功劳的人不吝惜赏赐，是管理者大度的表现；而对于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人，饶恕就等于纵容，会破坏一个团队或生活圈子的规矩，以至于人人都变得随便，不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国家变得如此随便，必将使行善者减少，为恶者众多，因为后者知道自己将免于惩罚；如果一个团队不能赏罚分明，人人将不忠于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所得也会有诸多抱怨，这个团队无疑是不团结、不和谐的。
只有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才是管理者留下人才和铲除蠹虫的不二法宝。这其中最重要的学问就在于公正、讲情义、讲道理。对于人才的任用，不论远近亲疏，只论功过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就要奖励，有错就必须罚，两者清晰明确，如此方可减免团队内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争执，增加整体队伍的凝聚力，有效降低因不合而造成的损失，提高做事效率。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赏与罚的艺术。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威并施，敏锐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每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阳明身处官场多年，深谙管理的智慧，通过选拔良将、以德服人、任贤使能、赏罚分明，带领团队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注重人才的素质
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王阳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在功成名就时淡泊名利，在面临危机时敢于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为团队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秉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淡泊心态，就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考察地形的险易并计算道路的远近，最终获得胜利。这其实就是在告诫领导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质，要善于发现素质良好的人才并给予重用。
俗话说：“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然而，人们要想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内在的品德修养，是一件很难的事。自古识人之难，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难，但还是要去体味，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谋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对于识人的方法，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子曾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将领，必须具备才智、威信、爱卒、勇敢、严肃五种素质。又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必须避免五个危机：有勇无谋，只知硬拼，就有被杀的危险；临阵畏惧，贪生怕死，就有被掳的危险；易怒急躁，就有被轻侮的危险；清廉自好，就有被污辱的危险；过于宽仁爱民，就有被烦扰（囿于小爱不知大爱之情）的危险。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为将者必须有高尚的志守，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有聪明才智，善知敌我之势、进退之道；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节可以厉俗，孝悌可以扬名。而要避免八种缺点，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于酒色；七曰奸诈自怯；八曰狡言无礼。”
王阳明在熟读古人识别人才的智慧后，对人才的素质也有自己的理解。
人才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质。王阳明认为，一个管理者必须竭力工作来回报上司的赏识，对下属则应多加关爱和鼓励，以激励下属更好地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两点，而是只顾着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利益，是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取得好的业绩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为将者）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
人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王阳明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临危不惊，当机立断，指挥若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必须不动心，否则就应付不了千变万化的职场。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而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何所施？”意思是说，一个将领若无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承受不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可以因败而惊乱，因胜而狂喜。惊乱必然失措，狂喜亦致失措，在职场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良好心理素质，比他的学问、智谋要重要得多。
王阳明还看重人才的智慧韬略，他强调只有选取有谋有胆略的官员统领士兵，才能做好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一个有强大的智慧韬略的人，才能与他人配合好，从而为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王阳明还认为，这些智慧韬略必须经由实践始能培养，而不由坐在书房里去玄思而得。正如王阳明所说：“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亲自去实践，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思考得更为周全，也就获得了智慧，如此才能轻松应对一切事情，没有人能够不实践而获得智慧。
此外，王阳明不仅强调人才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智慧素质，还强调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毕竟，专业技能水平才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素质。只有具备了以上四点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以身作则，以德服人
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
在王阳明看来，立政治民，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引导人们向善，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制定严密的法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政以德”，即把道德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
在王阳明看来，德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立弊生”（建立一种新法，就会带来一些弊端），且“人存政举”（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因此，如果一个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就能够引导下属养成良好的德行。
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时就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得力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只能编制张挂，虽或暂时推行，而终归要废弛不行。因此王阳明要求各县务必于坊里乡都之内，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的人，重加礼貌优待，使其分头巡访劝谕，哪怕深山穷谷亦要深入下去，教其不能，督其不行，面命耳提，多方化导。对巡访劝谕成绩显著者，县令要亲自至其庐舍，重加奖励。如此，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美。否则，即令动辄加以鞭挞，也是无济于事。正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当然，王阳明自己也十分擅长以德服人的驭人之术。
正德初年，王阳明因犯颜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到任不久，他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这个强盗头目平时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强盗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便说要杀要剐悉从尊便。王阳明面对他无礼的态度并无怒气，反而和气地告诉他既然这样就不用审判了，还劝强盗天太热，可以脱去外衣！这个强盗想到脱掉外衣还可以松松绑，就脱去了外衣。王阳明又说不如把内衣也脱掉吧！强盗想了想又把内衣脱掉了。王阳明又劝他把内裤也脱掉吧，强盗着急了，他紧张起来，连声说“不方便”。王阳明看他如此紧张，就说这个强盗还是有廉耻心和道德良知的，并非一无是处。强盗听到王阳明这样说，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王阳明善于从德化良知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更好地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他广泛布道，接纳弟子，传播心学。每到一地，他就普及文化，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上行下效，用文化和德政来教化当地百姓。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
上梁正，下梁则不歪。管理者是下属效仿的对象，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约束下属。美国前副总统林伯特·汉弗莱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试验人人都必须做。”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影响身边的人，凡事起好的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具有凝聚力，使下属自觉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道。
任贤使能，用人唯长
（荐贤）乃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
在王阳明看来，任贤使能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事业环境的关键，是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条件，实在是不能不慎重考虑啊。
任贤使能是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推举出来，邪恶小人也会变得正直。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意思是说，统治者尊贤使能，则天下贤士都愿意到他的朝廷服务。在孔孟两位圣人的引导下，后世的儒家，大都主张任贤使能。
要做到任贤使能，不仅要求管理者能够识别人才的优劣，更要求管理者能够用人唯长，让每个人才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只因人无完人，人人皆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管理者要尽量看到人才的长处，加以善用。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所说：“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做过高的要求，不妨做低一点的要求。”
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思是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其才能、学问、道德，都适合担任此职。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做大夫，要他从政，则十分不当。这是孔子在用人之道上的一些体会与建议。
对用人唯长，王阳明深有体会。他曾举了几个例子。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辅佐公子纠时不仅没有帮助公子纠登上王位，在公子纠死后也没有为其死节尽忠，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仇人齐桓公，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但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自己也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人的信任，竟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来保住将位，实在是一个残忍的人；但我们不能否定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因此他被后人视为“名将”。
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辅佐汉王刘邦时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是一个贪婪的人，但他因为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因而得到刘邦的重用。
由此王阳明得出结论：人各有短长，问题在于如何使用。而王阳明的建议是用人唯长，即“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意思是说，任用人才良善的一面而抛弃其贪婪的一面，任用人才智慧的一面而抛弃其诡诈的一面，任用人才勇敢的一面而抛弃其冲动的一面。舍短用长，因材器使，不强人之所不能，方能上无废令，下无弃才。
孟尝君去秦国，被秦昭襄王软禁起来。
孟尝君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你那件举世无双的银狐皮袍。”很不巧，孟尝君那件皮袍在刚来秦国时就献给了秦王，现在在秦王的内库里。孟尝君手下有个门客，擅长偷盗，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入王宫，找到了内库，把银狐皮袍偷了出来。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放回去。秦昭襄王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离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怕秦王反悔，就带领门客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鸡鸣后才可打开城门。孟尝君手下有一个门客很会学鸡叫，且惟妙惟肖，让人分不出真假。于是，这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后来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可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可见，即使是鸡鸣狗盗之辈，也有用途。孟尝君倘若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只怕要被囚禁终生了。唐代陆贽说过：“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唐代韩愈在《送张道士序》中也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用人也是如此。俗话说：“人无弃才。”是人，就有他的用途。作为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知人善任是管理的艺术，也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管理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正是中国管理者们从古至今一直在学习汲取并不断实践的用人之道。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
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闻，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
在王阳明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君王必须养德，端正其治国的态度。当一个君王以善养德，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就不会遭受人民的责备，天下也就安定了。王阳明还认为，君子养德，必须要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博取众之所长来做决策。否则，就可能因为刚愎自用而走向灭亡。
西楚霸王为何会败给刘邦，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难听谋臣的意见，使得谋臣先后离自己而去；而刘邦却能听取手下人的意见，即使在非常暴躁的时候，也能静下心来，认真听取下属的意见，因而能够网罗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最终建立西汉王朝。
每个人都不是完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明白，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身为管理者更不能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头脑去考虑事情，而要多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善于采纳下属的建议，博采众家之长，这样才能避免做出有失偏颇的决策。古往今来，成功的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听取下属的意见。
楚襄王还是太子时曾到齐国做人质，他回国的条件是献地五百里给齐国。当他回国当上楚王后，齐国便派人前来索要土地。虽然自己曾亲口答应，但这明显是乘人之危，楚襄王不想给，就问慎子该怎么办。慎子说：“明天早朝，大王叫群臣献计。”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几位大臣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子良说：“不能不给。大王金口玉言，答应的又是强大的齐国，要是不给，别人会说大王不守信用，以后大王在诸侯中就不好说话了。不如先给他们，之后再夺回来。给他们是守信用，夺回来可显示我们的武力，所以我主张给。”
昭常说：“不能给。君主不能嫌土地广大，而且五百里实占去楚国一半。这样，君主虽名为大王，若失去了五百里国土，实际上成了小地方官了，坚决不能给，昭常愿带兵去东地坚守！”
大臣景鲤则说：“不能给呀！虽然是不能给，但仅靠我们楚国的力量又不能守住。大王既然答应了又不兑现，必然背上不义的名声。我们既输了理，又不能独自守住，所以我建议向秦国求救。”
三个人说得都有道理，襄王不知该怎么办，就问慎子：“您说我该采用谁的计策呢？”慎子想了想说：“全部采用。”襄王不解，慎子说：“按照他们的主意做，大王就可以收到像他们预见的效果。大王可派子良率车五十乘，向齐国履行献地手续。第二天您可派昭常大司马，带兵前往东地驻守。再过两天，您再派景鲤求救于秦。”襄王听了茅塞顿开，一切就按慎子所说的去做。
子良到齐国交付手续，齐国人就同子良一同到楚国东地接收，昭常立即带兵抵抗，并说：“我租用主上土地，将生死与共！”齐国人就问子良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说：“我是受楚王命令这样做，而昭常不把楚王与齐王放在眼里，你们发兵进攻吧！”
齐王大怒，立即组织军队，大举讨伐昭常。齐王的军队还没有开出国境，秦国五十万大军已逼近齐国边境，秦国指责齐王说：“你们扣押楚太子不让他回国继位，这是不仁；接着又要夺人五百里国土，这是不义。如果你们把刀兵收起来那就没事了，如果你们动手，那我们也等着了。”齐王害怕了，就请子良回国，又派人去秦国谈和。这样，楚国不动刀枪，就使得东地五百里得以保全。
楚襄王听取了三个人的意见，之后又经过慎子的整合，使得楚国在此事的处理上收到了最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子良、昭常和景鲤的意见缺一不可，慎子的独到眼光也极为重要，试想如果楚襄王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楚国的五百里地可能就无法保全了。
管理者应该明白：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了解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虽然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般，但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事物的皮毛而已。因而，管理者需要听取尽可能多的意见，不能只是选择自己愿意听的，或者是自己想听的，而无视那些与自己内心旋律不同的声音。拿掉挡在耳朵上的挡板，听取众人的意见，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还能满足下属渴望受到领导关注的心理。下属不仅仅希望得到管理者的关心，更希望能得到管理者的尊重，能倾听和接纳自己的意见及建议。如果管理者能善于听取下属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下属就认为自己的领导是一个虚心纳谏、平易近人的好领导，这样管理者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就随之上升了；反之，如果不给下属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久而久之，一方面，下属的工作常带有依赖性，缺乏创造性，对事业的发展不利；另一方面，一旦产生矛盾，就会趋于集中，使管理者的形象在下属的心目中受损，损害团队的和谐。
赏与罚的艺术
军旅之任，在号令严一，赏罚信果而已。
在王阳明看来，要培养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不仅要制定严厉的纪律，还要做到赏罚分明，真正使众人信服。这其实就是在讲管理中的赏与罚的艺术。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韩非子也说：“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说，管理者对下属要全部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从而使自己的组织走上健康有序、有章可循的正确轨道。管理者只用慈爱和仁义是换不来下属的忠心的，只有赏罚分明才会让下属积极认真地工作，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那些赏罚分明的管理者，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让组织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做到赏罚及时，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的士气，提高执行力。否则，无论该赏还是该罚都犹犹豫豫，赏舍不得，罚又下不了手，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变成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
罗马著名的军事家斯奇比奥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君主，他的名声很好，其人格和行为皆被人推崇，但是斯奇比奥太没有原则了。一次，在洛克伦斯居住的子民遭受了斯奇比奥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斯奇比奥既没有替受欺侮的臣民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所有的人都觉得斯奇比奥是个没原则的人，他的部下也渐渐对他失去了尊敬；在元老院里，他受到元老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后者说他是罗马军队的败坏者。结果，斯奇比奥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了他。
不忍对他人有半点苛责，就显得一个人没有原则，任人欺侮。特别是作为管理者，如果对该奖励的人没有足够的奖励，对该惩罚的人不能惩罚，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偏颇者。尽管斯奇比奥富有仁慈的德行，但他没能做到赏罚分明，不去惩罚犯错的属下，因而最终失去了民心。
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管理者在下结论前应多观察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力争做到奖惩客观、公正、公平，千万不要偏听偏信，武断下结论。否则，管理者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不但受罚的人满腹委屈，心中不服，其他知道真相的人也会替他鸣不平，最后只能导致下属与管理者及团队离心离德，做起事来得过且过，能糊弄就糊弄，出工不出力。总之，赏罚分明，是管理者平衡员工关系、维护团队和谐的关键。
索克斯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员工。一次，他接到了一笔大单，他将操控1500万美元，为客户赚钱。任何人都知道，理财投资有风险性和较长的周期，所以索克斯非常谨慎地做起了自己的投资计划。
经过两年的时间，索克斯为客户赚取了660万美元。公司对他感到非常满意，并擢升他为投资部门经理。但是，在表彰大会上索克斯却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并且被罚了5万美元（本来这是公司准备奖赏给他的），原因在于，索克斯在为客户服务期间，曾一度因为脾气不好而与客户发生激烈的争论，几次令客户险些撤资。一旦对方撤资，将使公司遭受数十万美元的损失，而这并不是索克斯所能承担的。
有些时候，对有功劳的人不吝惜赏赐，是管理者大度的表现；而对于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人，饶恕就等于纵容，会破坏一个团队或生活圈子的规矩，以至于人人都变得随便，不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国家变得如此随便，必将使行善者减少，为恶者众多，因为后者知道自己将免于惩罚；如果一个团队不能赏罚分明，人人将不忠于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所得也会有诸多抱怨，这个团队无疑是不团结、不和谐的。
只有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才是管理者留下人才和铲除蠹虫的不二法宝。这其中最重要的学问就在于公正、讲情义、讲道理。对于人才的任用，不论远近亲疏，只论功过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就要奖励，有错就必须罚，两者清晰明确，如此方可减免团队内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争执，增加整体队伍的凝聚力，有效降低因不合而造成的损失，提高做事效率。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赏与罚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