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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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残废了,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但是后来,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谁让我不小心,出了这样的事故。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说没办法帮我。我找律师打官司,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我没有钱,聘请不起律师,就只好作罢。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律师,搞法律援助的,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官司后来也打赢了,但是,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老板一看,赔的钱太多,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自己跑了,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直到现在,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现在有的时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我乞讨时,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以证明我是个退伍军人,不是骗人的,大家一看,纷纷给钱,现在我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好的时候,有上百块。这样,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他们在半年前,把我打了一顿,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没办法,我只好坐车来省城,联系我的一帮战友,让他们出面,保护保护我。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几十天前,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说是要给我拍照片,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我一听,马上拒绝了,我说:‘去,去,去。你们这帮外国佬,都没安好心,我是中国人,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我不能为国家抹黑。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不是利用我吗!我不干。”
大家都被他说笑了。
王一鸣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郝卫国说:“有啊!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些补助,多了不敢想,一个月三百块吧,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总可以吧?”
王一鸣问:“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
郝卫国说:“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王一鸣问:“你看病怎么办?有报销的渠道吗?”
郝卫国说:“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我是农村户口,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不去吃药打针,因为没有钱。实在是扛不住了,再去买点药吃。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拖一天算一天,我们命贱,抵抗能力强,轻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了感冒要打点滴,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
王一鸣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那么乐观,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一个个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坐下,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获奖证书什么的,然后看着王一鸣说:“王书记,我叫金万全,77年当兵,79年上的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然后上了军校,87年转业,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一个柜台,卖鞋子。生意不好,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水电费什么的,于是就下岗了,到外面自谋职业。我帮别人打过短工,借钱开过小餐馆,跑过长途运输,但都不成功,勉强糊口而已。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也下岗了,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当了人家的小老婆。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于是就和她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儿子不上学了,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王书记,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搞不明白,我现在到底算什么?是军官转业,按说算是干部,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没有职业了,算是下岗职工吧,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通过申请,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我就奇怪了,我们国家这么大,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更可气的是,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现在下岗了,没有任何收入了,自己一个人打短工,连糊口都难,却要按照文件要求,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单位不承担了,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这样,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农民好歹有地,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有时候悲观起来,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儿子,还得活下去。战场上我都没有死,还立了功,现在死了,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我想不通。王书记,各位领导,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希望大家谅解!”说着,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
王一鸣听了,心里更是不好受,他想起来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东吃饭、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魏正东慷慨激昂地说:“一鸣,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对下岗工人推出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丧尽天良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办法来比较比较,你就明白了。我在美国呆过,在那里留学五六年,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养老保险制度。他们那里,对于下岗职工,每个月可以向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数额虽然每个州不一样,但是,保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每个月两千美元左右是有的,还可以领取食品券,在一些地方免费领取食品。比我们这里上班的人领的正常的工资还高。这是美国的做法。当然,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他们那个水平。但是,目前这个制度设计,太不讲人道了,说资本主义邪恶,你这个不比资本主义制度邪恶多少倍啊!你不仅不向下岗职工发一分钱,就是发钱,也是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补助而已,这些钱,够一个人活命吗?!况且下岗职工都是四十、五十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你让他们一家人怎么活?最无耻的就是这个养老保险的设计,那些本来就没有任何钱的人,还要向国家交钱,每个月四五百块,以换取今后年限到了以后,可以领取国家的退休金。他们连生活都保障不了,还从哪里弄钱,交这个养老保险啊?!而公务员什么都不交,到了退休,却可以领取高额的养老金,你这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贫济富啊!再说了,物价连年飞涨,我每年交五千块,二十年后退休了,你给我每个月发一千二百块。看着从数字上,我是赚了国家的便宜。但是,谁又能知道,二十年后的一千多块,还能干什么?能不能买几袋面粉,还真不好说。现在的一个月四五百块,说不定比二十年后的一个月两千多块买的东西还多。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到时候国家给的养老金,其实根本比不上当初自己交的那四五百块钱。这不是骗局是什么?还有些职工辛辛苦苦,借钱交了二十年,但结果刚可以领养老金,就得病死了。这些人不是白白为国家做贡献了吗?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抢劫穷人、搜刮穷人吗!”
王一鸣认为,魏正东的观点很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些制度设计,是非常荒谬,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其他的几个人也先后做了发言,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大同小异,生活困难,没有固定收入,看病看不起,老婆受不了穷跟别人跑了,孩子上不起学,出去打工去了。对生活没有信心,有自杀的倾向。
王一鸣听他们一一发言完毕,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军区司令员裘新旺说:“裘司令,你看怎么办?”
裘新旺说:“好,我说两句啊。首先,大家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我也是上过越南前线的老兵。我当时是副团长。从前线撤退后,又在边防指挥了战斗,亲自钻了大半年的猫耳洞的,我现在还落下风湿性关节炎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在战场留下的。当然,我比大家幸运,此后升了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分区司令员,成了高级军官。作为你们的战友,我对于你们所面临的遭遇,感同身受,非常理解,在这里我要代表省军分区,对大家表示道歉,对不起兄弟们了!我给大家也鞠个躬吧。”说着话,裘新旺站起来,冲十个老兵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大家都一起拍手鼓掌。
裘新旺坐下,继续说:“说实话,大家的问题,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向上级反映,向中央军委反映,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国家大,牵涉的人口多,上过自卫反击战前线的,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全国有六十多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退伍或者转业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大家也差不多。安排在企业的,基本上都下岗了。因为全国现在省级以下的地市,更别说县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了。当初安排在那里的军官和士兵,和大家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怎么办?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粗略算一算,六十多万人,每个人就是国家出一万,一年国家财政也要投入六十个亿。这还仅仅是我们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其他的呢,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呢,抗美援朝的呢,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呢,抗美援越的呢,全部算下来,多少人需要重新考虑?最少有五百万老兵需要国家出钱照顾吧!一个人一年五千块,需要多少钱?两百五十个亿。大家想一想,这么多钱,从哪里筹措?只能从国家财政里出。我们国家财政里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吗?国家这么大,到处是用钱的地方,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好,还请大家多理解,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难处,都难,现在都不容易。要发展,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哪里都需要钱,所以,顾不过来啊!”
王一鸣插话说:“司令,我们省现在有多少退伍的老兵?”
裘新旺说:“从红军时期算起,一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总共是四十多万。老红军还有十几个,老八路有三千多个。老解放就多了,有五六万吧。抗美援朝以后的,总共是三十多万。”
“现在他们的待遇怎么落实的?”王一鸣问。
裘新旺说:“各个时期的待遇不一样,像老红军,都成了宝贝,他们享受的都是副省级的医疗待遇。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待遇普遍好于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同是一个级别的,退休金可能要相差一千多块。越往后,待遇就越低。像他们这些对越作战的老兵,估计每个月也就是一百多块钱。聊胜于无吧。”
王一鸣问:“司令,你看怎么办?”
裘新旺说:“王书记,我是没有多少办法,军分区没有多少钱,养不了这么多老兵啊!再说了,王书记你是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党指挥枪,我们都听你的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按照我党的惯例,一个省的省委书记是当然的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安排也是意味深长的,在封建社会,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担负着为国家财政筹款,为军队筹措饷银的任务。王一鸣现在这个身份,也属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所以,他责无旁贷。
王一鸣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财政厅厅长萧华杰,说:“华杰,你看怎么办?”
萧华杰刚当上省财政厅的厅长不到一个月,家底刚刚搞清楚,看王一鸣点了自己的名,只好说:“是这样王书记,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啊,请大家思考思考。各位的生活困难,我可以理解,真是不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西江省的财政一直不富裕,在全国,我们属于是穷省,国家级贫困县就有几十个,我们省里的财政资金,一直是捉襟见肘,所以,目前来看,想拿出一笔钱,解决大家的问题,是不太现实的。”
他的话刚说到这里,对面就响起一片质疑声,一个声音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不是糊弄我们吗?!”
另一个声音说:“没钱?谁信啊!看看省城里建设的那么多豪华办公楼,高级宾馆,还有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博物馆,哪一个不需要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你们这些当官的,干那个就有钱,为我们老百姓干点事情就没有钱!说得过去吗?!”大家群情激奋,乱哄哄的,刚才祥和的气氛一下子没有了。
秦书海这个时候连忙出来打圆场,站起来冲大家说:“各位,各位,安静,安静,请大家耐心地听萧厅长说完,王书记还要做总结呢!”
退伍军人们看了王一鸣一眼,心说:“好吧,我们倒要看看你王一鸣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不管,我们就继续闹下去,闹到北京去。”
萧华杰说:“我只能说,把大家的意见汇总上去,上报国家财政部,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等上面的钱下来了,我们才能解决。”
一个退伍军人问:“你能保证吗?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
萧华杰说:“这个保证不了,只能等了。”
大家于是就开始唉声叹气。
王一鸣看这样下去,今天这个座谈会一点收获也没有,也没有给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任何问题,他觉得大过年的,这样对待这些退伍军人,是太不合适了,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一个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些退伍军人做些事情,于是他说:“好了,大家都安静,我说几句吧。”
一听王一鸣要讲话,大家立即安静下来。
王一鸣说:“通过大家的发言,我初步了解了你们的困难和问题,对大家生活上的不如意,我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和理解。大过年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们的国家有困难,我们的省财政不富裕,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做领导干部的,也要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政府做些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帮他们一下,为了我们自己的良心,为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没有办法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样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解决长远问题和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该上报的上报,该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推三六九,撒手不管了。好像我们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这样也是不对的。”
王一鸣这些话,说的大家都不住地点头,特别是萧华杰,知道王一鸣是在敲打他,这个时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他也害怕王一鸣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他这个省财政厅长,屁股还没有暖热,得罪了王一鸣,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了,王一鸣一句话,有可能他这个财政厅长的乌纱帽就摘掉了,虽然他是李耀的人,李耀会保他,但王一鸣要是一意孤行,李耀这个省长也是挡不住的。在一个省里,省委书记还是具有无尚的权威。他不懂王一鸣葫芦里到底是想卖什么药,只能是频频点头。
王一鸣话锋一转,看着萧华杰,说:“华杰同志,这样吧,给大家每人发五百块钱,让大家过年,年后再商量一个长期方案,一个月或者三百,或者四百,全省统计一下,看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这样做行不行?”
萧华杰心里说,你倒是可以做好人了,我上哪里去弄这一大笔钱啊?!于是他说:“王书记,这个没有预算啊。一个人五百块,四十万人,两个亿啊。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王一鸣一听,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看着萧华杰说:“又不是四十万,就先解决这批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同志吗,总共是多少人?”
裘新旺插话说:“估计有三万多人。”
王一鸣对萧华杰说:“三万人,也就是一千五百万,这个你也拿不出来?”
萧华杰面有难色,说:“没有预算,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出。”
王一鸣心里一下子就气起来,语气一变,冲着萧华杰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现在就回去好好地想一想办法,我给你一天时间,想不到办法,立即告诉我,你弄不来钱,我就换人。我就不相信,堂堂的一个财政厅长,连一千五百万都挤不出来。你说要你这样的财政厅长干什么?!”
“我残废了,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但是后来,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谁让我不小心,出了这样的事故。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说没办法帮我。我找律师打官司,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我没有钱,聘请不起律师,就只好作罢。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律师,搞法律援助的,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官司后来也打赢了,但是,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老板一看,赔的钱太多,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自己跑了,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直到现在,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现在有的时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我乞讨时,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以证明我是个退伍军人,不是骗人的,大家一看,纷纷给钱,现在我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好的时候,有上百块。这样,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他们在半年前,把我打了一顿,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没办法,我只好坐车来省城,联系我的一帮战友,让他们出面,保护保护我。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几十天前,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说是要给我拍照片,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我一听,马上拒绝了,我说:‘去,去,去。你们这帮外国佬,都没安好心,我是中国人,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我不能为国家抹黑。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不是利用我吗!我不干。”
大家都被他说笑了。
王一鸣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郝卫国说:“有啊!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些补助,多了不敢想,一个月三百块吧,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总可以吧?”
王一鸣问:“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
郝卫国说:“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王一鸣问:“你看病怎么办?有报销的渠道吗?”
郝卫国说:“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我是农村户口,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不去吃药打针,因为没有钱。实在是扛不住了,再去买点药吃。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拖一天算一天,我们命贱,抵抗能力强,轻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了感冒要打点滴,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
王一鸣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那么乐观,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一个个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坐下,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获奖证书什么的,然后看着王一鸣说:“王书记,我叫金万全,77年当兵,79年上的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然后上了军校,87年转业,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一个柜台,卖鞋子。生意不好,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水电费什么的,于是就下岗了,到外面自谋职业。我帮别人打过短工,借钱开过小餐馆,跑过长途运输,但都不成功,勉强糊口而已。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也下岗了,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当了人家的小老婆。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于是就和她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儿子不上学了,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王书记,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搞不明白,我现在到底算什么?是军官转业,按说算是干部,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没有职业了,算是下岗职工吧,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通过申请,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我就奇怪了,我们国家这么大,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更可气的是,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现在下岗了,没有任何收入了,自己一个人打短工,连糊口都难,却要按照文件要求,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单位不承担了,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这样,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农民好歹有地,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有时候悲观起来,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儿子,还得活下去。战场上我都没有死,还立了功,现在死了,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我想不通。王书记,各位领导,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希望大家谅解!”说着,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
王一鸣听了,心里更是不好受,他想起来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东吃饭、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魏正东慷慨激昂地说:“一鸣,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对下岗工人推出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丧尽天良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办法来比较比较,你就明白了。我在美国呆过,在那里留学五六年,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养老保险制度。他们那里,对于下岗职工,每个月可以向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数额虽然每个州不一样,但是,保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每个月两千美元左右是有的,还可以领取食品券,在一些地方免费领取食品。比我们这里上班的人领的正常的工资还高。这是美国的做法。当然,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他们那个水平。但是,目前这个制度设计,太不讲人道了,说资本主义邪恶,你这个不比资本主义制度邪恶多少倍啊!你不仅不向下岗职工发一分钱,就是发钱,也是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补助而已,这些钱,够一个人活命吗?!况且下岗职工都是四十、五十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你让他们一家人怎么活?最无耻的就是这个养老保险的设计,那些本来就没有任何钱的人,还要向国家交钱,每个月四五百块,以换取今后年限到了以后,可以领取国家的退休金。他们连生活都保障不了,还从哪里弄钱,交这个养老保险啊?!而公务员什么都不交,到了退休,却可以领取高额的养老金,你这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贫济富啊!再说了,物价连年飞涨,我每年交五千块,二十年后退休了,你给我每个月发一千二百块。看着从数字上,我是赚了国家的便宜。但是,谁又能知道,二十年后的一千多块,还能干什么?能不能买几袋面粉,还真不好说。现在的一个月四五百块,说不定比二十年后的一个月两千多块买的东西还多。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到时候国家给的养老金,其实根本比不上当初自己交的那四五百块钱。这不是骗局是什么?还有些职工辛辛苦苦,借钱交了二十年,但结果刚可以领养老金,就得病死了。这些人不是白白为国家做贡献了吗?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抢劫穷人、搜刮穷人吗!”
王一鸣认为,魏正东的观点很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些制度设计,是非常荒谬,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其他的几个人也先后做了发言,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大同小异,生活困难,没有固定收入,看病看不起,老婆受不了穷跟别人跑了,孩子上不起学,出去打工去了。对生活没有信心,有自杀的倾向。
王一鸣听他们一一发言完毕,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军区司令员裘新旺说:“裘司令,你看怎么办?”
裘新旺说:“好,我说两句啊。首先,大家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我也是上过越南前线的老兵。我当时是副团长。从前线撤退后,又在边防指挥了战斗,亲自钻了大半年的猫耳洞的,我现在还落下风湿性关节炎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在战场留下的。当然,我比大家幸运,此后升了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分区司令员,成了高级军官。作为你们的战友,我对于你们所面临的遭遇,感同身受,非常理解,在这里我要代表省军分区,对大家表示道歉,对不起兄弟们了!我给大家也鞠个躬吧。”说着话,裘新旺站起来,冲十个老兵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大家都一起拍手鼓掌。
裘新旺坐下,继续说:“说实话,大家的问题,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向上级反映,向中央军委反映,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国家大,牵涉的人口多,上过自卫反击战前线的,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全国有六十多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退伍或者转业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大家也差不多。安排在企业的,基本上都下岗了。因为全国现在省级以下的地市,更别说县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了。当初安排在那里的军官和士兵,和大家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怎么办?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粗略算一算,六十多万人,每个人就是国家出一万,一年国家财政也要投入六十个亿。这还仅仅是我们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其他的呢,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呢,抗美援朝的呢,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呢,抗美援越的呢,全部算下来,多少人需要重新考虑?最少有五百万老兵需要国家出钱照顾吧!一个人一年五千块,需要多少钱?两百五十个亿。大家想一想,这么多钱,从哪里筹措?只能从国家财政里出。我们国家财政里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吗?国家这么大,到处是用钱的地方,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好,还请大家多理解,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难处,都难,现在都不容易。要发展,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哪里都需要钱,所以,顾不过来啊!”
王一鸣插话说:“司令,我们省现在有多少退伍的老兵?”
裘新旺说:“从红军时期算起,一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总共是四十多万。老红军还有十几个,老八路有三千多个。老解放就多了,有五六万吧。抗美援朝以后的,总共是三十多万。”
“现在他们的待遇怎么落实的?”王一鸣问。
裘新旺说:“各个时期的待遇不一样,像老红军,都成了宝贝,他们享受的都是副省级的医疗待遇。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待遇普遍好于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同是一个级别的,退休金可能要相差一千多块。越往后,待遇就越低。像他们这些对越作战的老兵,估计每个月也就是一百多块钱。聊胜于无吧。”
王一鸣问:“司令,你看怎么办?”
裘新旺说:“王书记,我是没有多少办法,军分区没有多少钱,养不了这么多老兵啊!再说了,王书记你是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党指挥枪,我们都听你的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按照我党的惯例,一个省的省委书记是当然的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安排也是意味深长的,在封建社会,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担负着为国家财政筹款,为军队筹措饷银的任务。王一鸣现在这个身份,也属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所以,他责无旁贷。
王一鸣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财政厅厅长萧华杰,说:“华杰,你看怎么办?”
萧华杰刚当上省财政厅的厅长不到一个月,家底刚刚搞清楚,看王一鸣点了自己的名,只好说:“是这样王书记,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啊,请大家思考思考。各位的生活困难,我可以理解,真是不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西江省的财政一直不富裕,在全国,我们属于是穷省,国家级贫困县就有几十个,我们省里的财政资金,一直是捉襟见肘,所以,目前来看,想拿出一笔钱,解决大家的问题,是不太现实的。”
他的话刚说到这里,对面就响起一片质疑声,一个声音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不是糊弄我们吗?!”
另一个声音说:“没钱?谁信啊!看看省城里建设的那么多豪华办公楼,高级宾馆,还有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博物馆,哪一个不需要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你们这些当官的,干那个就有钱,为我们老百姓干点事情就没有钱!说得过去吗?!”大家群情激奋,乱哄哄的,刚才祥和的气氛一下子没有了。
秦书海这个时候连忙出来打圆场,站起来冲大家说:“各位,各位,安静,安静,请大家耐心地听萧厅长说完,王书记还要做总结呢!”
退伍军人们看了王一鸣一眼,心说:“好吧,我们倒要看看你王一鸣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不管,我们就继续闹下去,闹到北京去。”
萧华杰说:“我只能说,把大家的意见汇总上去,上报国家财政部,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等上面的钱下来了,我们才能解决。”
一个退伍军人问:“你能保证吗?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
萧华杰说:“这个保证不了,只能等了。”
大家于是就开始唉声叹气。
王一鸣看这样下去,今天这个座谈会一点收获也没有,也没有给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任何问题,他觉得大过年的,这样对待这些退伍军人,是太不合适了,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一个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些退伍军人做些事情,于是他说:“好了,大家都安静,我说几句吧。”
一听王一鸣要讲话,大家立即安静下来。
王一鸣说:“通过大家的发言,我初步了解了你们的困难和问题,对大家生活上的不如意,我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和理解。大过年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们的国家有困难,我们的省财政不富裕,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做领导干部的,也要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政府做些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帮他们一下,为了我们自己的良心,为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没有办法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样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解决长远问题和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该上报的上报,该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推三六九,撒手不管了。好像我们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这样也是不对的。”
王一鸣这些话,说的大家都不住地点头,特别是萧华杰,知道王一鸣是在敲打他,这个时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他也害怕王一鸣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他这个省财政厅长,屁股还没有暖热,得罪了王一鸣,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了,王一鸣一句话,有可能他这个财政厅长的乌纱帽就摘掉了,虽然他是李耀的人,李耀会保他,但王一鸣要是一意孤行,李耀这个省长也是挡不住的。在一个省里,省委书记还是具有无尚的权威。他不懂王一鸣葫芦里到底是想卖什么药,只能是频频点头。
王一鸣话锋一转,看着萧华杰,说:“华杰同志,这样吧,给大家每人发五百块钱,让大家过年,年后再商量一个长期方案,一个月或者三百,或者四百,全省统计一下,看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这样做行不行?”
萧华杰心里说,你倒是可以做好人了,我上哪里去弄这一大笔钱啊?!于是他说:“王书记,这个没有预算啊。一个人五百块,四十万人,两个亿啊。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王一鸣一听,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看着萧华杰说:“又不是四十万,就先解决这批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同志吗,总共是多少人?”
裘新旺插话说:“估计有三万多人。”
王一鸣对萧华杰说:“三万人,也就是一千五百万,这个你也拿不出来?”
萧华杰面有难色,说:“没有预算,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出。”
王一鸣心里一下子就气起来,语气一变,冲着萧华杰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现在就回去好好地想一想办法,我给你一天时间,想不到办法,立即告诉我,你弄不来钱,我就换人。我就不相信,堂堂的一个财政厅长,连一千五百万都挤不出来。你说要你这样的财政厅长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