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戈文的《道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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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文打算写的第一篇散文就是他曾经看过的由余秋雨所写的那篇《道士塔》。
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对莫高窟中文物的丢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一思路行文的。他的立意很好，不过却在字里行间却有失公允。
比如余秋雨将莫高窟敦煌文书的破坏简简单单的归咎于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一个严谨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发的作者的感情，一个作者并不应该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这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认知错误。
因此戈文在打算动笔写《道士塔》时，并不打算简简单单的将余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袭过来，对他来说，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一个写作的启蒙。至于余秋雨在《道士塔》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是不会去照抄的。怎么能把心中的抑郁和愤世嫉俗来针砭中国老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呢？尤其是这个农民还并不是如他所写的那样没有良知没有责任！
中国自隋唐之后就有了“书厄论”的论述，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家们都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会对国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坏，历朝历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战乱和军阀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余秋雨的《道士塔》却开了一个先例，将历史文化破坏的罪责归咎于像王道士这样的老农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运论”。这显然是不对的。
不过余秋雨这种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却是需要戈文认真学习的。因此戈文就是打算以自己的笔写自己的《道士塔》。
而实际上戈文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并是那么容易和一蹴而就。
任何一种写作，作者首先需要面对的总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闹嘈杂，作家总要保持内在的精神完整性，把对于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沉淀下来，仔细品味。他需要始终保持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在这里让精神松绑，在这里，与一个个艺术心灵相遇，在这里苦苦思索、不断追问，让诗意的状态成为可能。
——这是巴金之前教导他的创作理念。而文化散文的写作因为有更多的精神思考的因素，所以更需要作家在安静中咀嚼历史和现实生活。不然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无病呻吟的小资文章。
文化散文往往选取一些历史片断，讲述的是隔着时间尘埃看过去的陈年旧事，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所以戈文在写《道士塔》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史料。
他从有关莫高窟有关道士塔的记录里、从有关记载莫高窟经文被盗取到国外的经过的历史文献里收集一切可能会用到的资料，甚至他还专门通过巴金老先生的关系向那些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专家们求教……戈文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清清楚楚的将历史真实的还原，而不是主观臆断。
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不过戈文因为自己强烈的创作**，倒也是自得其乐。
于是稿纸上就开始出现了一笔一划，于是那优美而又积蓄着戈文抑郁之气的文字就慢慢的流淌了出来——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若移步读去，就会发现，它的主人，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就是他发现了那个藏有7个世纪里5万多件文书、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的藏经洞；也就是他多次的上报朝廷无果后，独自一人默默的守护着这些文物；同样也是他将这些文物卖给了斯坦因等来自西方的冒险家。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来到了莫高窟，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于是四处漂泊的道士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在这个神圣的无人看护的宝窟里安下了家，自觉的当起了这里的守护神，保护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由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士来保护佛教圣地，这是怎样的阴差阳和错造化弄人。
他发现了藏兵洞，他屡次向那个昏庸的朝廷上报他的发现，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再然后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我们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渺小了，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个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的人来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于心不忍心中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被推上舞台的小角色。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
文化散文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不是人们在紧张奔忙一天之后，慵懒地坐在椅子上沙发上，在电视剧插播广告的空档里，随手一翻，随时丢开的东西。毕竟，它是有所承载、有些沉重的，它是一种以艺术形式进行的文化反省。
所以戈文的思绪随着笔尖的倾吐，陷入了那种沉重的历史氛围之中去了——
那个英国来的斯坦因以利诱惑王道士：“王道士你不是发了宏愿要清扫洞窟，修建木楼、架设木桥吗？我可以用银锭来买一些古经，这样你就可以有钱完成自己的宏愿了。”
见王道士虽然犹豫却仍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斯坦因就换了一种方式，谲诈的找了一个让善良人无法拒绝的借口：“我很崇奉玄奘，我从我的国家出发，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就是来取经的，像玄奘法师曾经做过的那样……”
于是那个淳朴善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保护的这5万多件文物价值几何的年迈道士终于被感动了，再加上老百姓对于官方的畏惧——这些人还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于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发生了——斯坦因只以四十个马蹄银锭就轻易的买走了七千份古写本、刻本卷子、残片散页以及佛绢画、佛幡等珍贵文物。
……
戈文似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他开始在笔下发出了凄切的乞求和呼唤：
请等一等，等一等……
这是中国的文物，你们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可是那载满了文物的车队真的被拦下来，又能如何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曾与一个敦煌文献的专家联系过，曾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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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对莫高窟中文物的丢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一思路行文的。他的立意很好，不过却在字里行间却有失公允。
比如余秋雨将莫高窟敦煌文书的破坏简简单单的归咎于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一个严谨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发的作者的感情，一个作者并不应该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这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认知错误。
因此戈文在打算动笔写《道士塔》时，并不打算简简单单的将余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袭过来，对他来说，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一个写作的启蒙。至于余秋雨在《道士塔》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是不会去照抄的。怎么能把心中的抑郁和愤世嫉俗来针砭中国老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呢？尤其是这个农民还并不是如他所写的那样没有良知没有责任！
中国自隋唐之后就有了“书厄论”的论述，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家们都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会对国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坏，历朝历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战乱和军阀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余秋雨的《道士塔》却开了一个先例，将历史文化破坏的罪责归咎于像王道士这样的老农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运论”。这显然是不对的。
不过余秋雨这种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却是需要戈文认真学习的。因此戈文就是打算以自己的笔写自己的《道士塔》。
而实际上戈文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并是那么容易和一蹴而就。
任何一种写作，作者首先需要面对的总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闹嘈杂，作家总要保持内在的精神完整性，把对于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沉淀下来，仔细品味。他需要始终保持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在这里让精神松绑，在这里，与一个个艺术心灵相遇，在这里苦苦思索、不断追问，让诗意的状态成为可能。
——这是巴金之前教导他的创作理念。而文化散文的写作因为有更多的精神思考的因素，所以更需要作家在安静中咀嚼历史和现实生活。不然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无病呻吟的小资文章。
文化散文往往选取一些历史片断，讲述的是隔着时间尘埃看过去的陈年旧事，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所以戈文在写《道士塔》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史料。
他从有关莫高窟有关道士塔的记录里、从有关记载莫高窟经文被盗取到国外的经过的历史文献里收集一切可能会用到的资料，甚至他还专门通过巴金老先生的关系向那些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专家们求教……戈文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清清楚楚的将历史真实的还原，而不是主观臆断。
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不过戈文因为自己强烈的创作**，倒也是自得其乐。
于是稿纸上就开始出现了一笔一划，于是那优美而又积蓄着戈文抑郁之气的文字就慢慢的流淌了出来——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若移步读去，就会发现，它的主人，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就是他发现了那个藏有7个世纪里5万多件文书、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的藏经洞；也就是他多次的上报朝廷无果后，独自一人默默的守护着这些文物；同样也是他将这些文物卖给了斯坦因等来自西方的冒险家。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来到了莫高窟，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于是四处漂泊的道士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在这个神圣的无人看护的宝窟里安下了家，自觉的当起了这里的守护神，保护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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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了藏兵洞，他屡次向那个昏庸的朝廷上报他的发现，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再然后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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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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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英国来的斯坦因以利诱惑王道士：“王道士你不是发了宏愿要清扫洞窟，修建木楼、架设木桥吗？我可以用银锭来买一些古经，这样你就可以有钱完成自己的宏愿了。”
见王道士虽然犹豫却仍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斯坦因就换了一种方式，谲诈的找了一个让善良人无法拒绝的借口：“我很崇奉玄奘，我从我的国家出发，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就是来取经的，像玄奘法师曾经做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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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文似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他开始在笔下发出了凄切的乞求和呼唤：
请等一等，等一等……
这是中国的文物，你们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可是那载满了文物的车队真的被拦下来，又能如何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曾与一个敦煌文献的专家联系过，曾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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