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性学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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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通过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通过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