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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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可战乱不容许他们继续考证了。夫妇二人迅速回京,几经辗转全家逃难到了昆明。

    在逃难的过程中,林徽因饱受折磨,她曾写道: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这是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不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直很乐观,当时有不少学者取道广州去了香港,他们却坚持留在西南。到云南后,林徽因还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

    当时的撤退十分慌乱,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坐一辆客车出发。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提起,她们所乘的那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据梁从诫先生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很难想象身体瘦弱、外表文静的林徽因竟如此勇敢。

    在李庄,梁思成一家住的是低矮破旧的农舍,大西南物资贫乏,加上长期颠沛流离,林徽因经常生病,限于医疗条件,梁思成学会了注射,为妻子打针服药,身体稍微恢复,林徽因便“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

    李健吾先生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曾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虽然是名门大小姐,太太客厅的宠儿,可此时的林徽因却丝毫没有纨绔习气,尽管艰难,也保持着平静心态,在一封1940年11月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林徽因还相当幽默地写到了金岳霖: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二战结束前夕,美军决定对日本进行地毯式轰炸,梁思成与林徽因得知后,专程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苦劝美军布朗森上校不要轰炸奈良,因为奈良保存着当时世界最完善的唐代木建筑,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其实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恨透了日本鬼子,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就牺牲在抗日战场,美军指挥部最终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奈良古建筑迄今保存完好,梁思成夫妇则被奈良人称为“恩人”,并在奈良古城修建了梁思成的铜像,称赞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建筑学家”。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清华大学建筑系聘为教授。

    八年时光的消磨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其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1947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甚至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病榻上,林徽因托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

    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此事:“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给了粱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更大的可能是,林徽因觉得自己时日不长,达成夙愿而已。这次大病,林徽因还是挺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