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六节 特殊的“预备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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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伤口处传来的火辣辣的疼痛，让我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我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帐篷的硬木板床上，两盏汽灯把帐篷里照得一片雪亮。一名穿白大褂的军医，站在我的面前，手中握着一把带血的刺刀。
看见我苏醒过来，戴着口罩的军医冲我点点头，随手把刺刀往旁边一扔，弯下身来为我处理伤口。他近乎粗鲁地用剪刀剪起我的短皮大衣来，原以为他只是把伤口附近的衣物剪开，没想到他剪完衣袖后，又把剪刀换了位置，从下摆开始往上剪，我心中暗自叹息：达玛娜为我改制合体的衣服才穿了没两天，就被他几剪子剪坏了，如今达玛娜也牺牲了，看来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穿那种不合身的男军装了。
他把我的衣服剪得面目全非后，才站直了身体，瓮声瓮气地说：“卫生员，把指挥员同志扶起来。”
话音刚落，有人从后面把手伸到我的身体下，托住了我的右背，随后有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指挥员同志，我帮您坐起来，这样军医同志才好帮您缝伤口。”
我嗯了一声，然后借助卫生员托在我后背上的力量，慢慢地坐了起来。坐直以后，卫生员配合着军医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了下来，只剩下白色的套头衫和内衣。衣服全脱去以后，我不禁冻得打了个哆嗦。我低头一看，左侧身体已经完全被鲜血渗透，军医又用剪刀开始剪我的套头衫和内衣，不一会儿的功夫，我的上身就几乎半裸了，想用手把关键部位遮一下吧，可左手使不上劲，右手又撑着床板，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吃这个哑巴亏了。军医虽然很小心地把沾在伤口附近的衣物揭开，还是不可避免地牵动了伤口，疼得我忍不住哼了一声。
军医在前后的伤口附近各注射了一针麻药后，才开始用药剂为我清理伤口，止血和缝合伤口。刚开始时还疼得要命，等麻药生效后，疼痛就减轻了许多，饶是如此，我依旧是疼得满头大汗。
伤口缝合完，军医再次站直身体，长吁了一口气，说：“指挥员同志，您的运气真不错，虽然是刺刀造成的贯通伤，但没伤到骨头，有个十来天就能痊愈了。”
看到军医的工作已经结束，男卫生员松开了我，迅速地去取了消炎的针剂，注射在我的伤口旁。接着又用蘸了酒精的药棉，细心地把凝固在我手臂上的血迹的拭去。处理完这一切，他才开始用绷带为我包扎伤口，片刻功夫就把我的左肩部位缠成了木乃伊。为了防止走路时拉裂伤口，卫生员还将我的左手用绷带吊在了脖子上。
“穿上这件军装吧！”军医为我披上了一件短皮大衣，关切地说：“天气冷，别冻坏了。”我扭头看着他，感激地说了声谢谢，把右手从衣袖里穿了出去，直接扣上了衣服扣子。卫生员搀扶着我下了床，脚刚一落地，便感觉一阵眩晕，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如果不是卫生员即使扶着我，肯定便会一头栽倒在地。
被一个男人这样抱着，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急忙从卫生员的怀里挣了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也许是起得太猛了，头晕！”军医上来扶住我，回答说：“您失血太多，需要好好休息！”然后扭头吩咐卫生员说：“你赶紧扶指挥员同志到隔壁的帐篷去。”
我在卫生员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出了帐篷。向前走了十几步，便进入了另外一个亮着灯的帐篷。帐篷内的地上摆放着三副担架，其中两副已经有伤员躺在上面，一名女卫生员正在照料着他们。看到我俩进去，女卫生员连忙起身过来帮忙，和男卫生员一起扶着我躺到了空余的担架上。
我躺在担架上，看着男卫生员低声地向女卫生员交代着什么，女卫生员的目光望向我，不停地在点着头。说了一会儿，两人拥抱了一下，男卫生员便转身走了出去。
女卫生员弯下腰，打开放在帐篷中间的一个医药箱，从里面取出一瓶液体，站直身体把液体瓶挂在了帐篷顶的一个挂钩上。然后拽着长长的胶管，在我的身边蹲了下来，手脚麻利地把针头扎在了我的右手背上。
“您好好休息吧，”女卫生员面带微笑地对我说：“等您睡一觉起来，就会感觉好多了。”
我看了看挂在帐篷顶上的那瓶液体，猜测不出我输的不知生理盐水，还是葡萄糖？只感觉疲倦异常，于是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便闭上了眼睛。
隆隆炮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门口布帘的缝隙间透进来的光线。外面的天已经亮了，德军对我们的进攻又开始了。
我抬起完好的右手移到眼前，发觉手背上的针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拔去.。我挣扎着坐了起来，环顾帐篷内，除了那两位还在沉睡中的伤员，女卫生员也不知去向。听到外面清晰的枪炮声，我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往外走。
设在森林里的这座急救营不过十几顶帐篷，却是一番忙碌景象。原本在帐篷里的伤员。正手臂上戴着红十字标志的男女卫生员们连续抬出来，连人带担架摆在了空地上，等待着运输车辆的到来。
我拉过一个从身边经过的男卫生员，大声地问他：“指挥部在什么地方？”
他看了我一眼，随手一指：“就在那边。”说完又跑进帐篷抬伤员去了。
我沿着他指的方向朝前走着，越走听到的枪炮声就越清晰，很快就能看到森林外面爆炸产生的火光和硝烟。我不敢走得太快，因为伤口一受到震动，顿时感到火辣辣地疼。
我走了大概十几分钟，才看到我昨天待过的指挥所的房屋，便用右手捂住左肩，加快速度小跑了过去。
指挥所里的人不少，除了罗科索夫斯基、扎哈罗夫、政委洛巴切夫、参谋长马利宁外，还有那依旧佩戴着上校军衔的卡图科夫将军，他们正围在桌子的四周听罗科索夫斯基布置战斗任务。
我站在旁边，正在犹豫是否应该按照条例向罗科索夫斯基报告一下我的到来，没想到马利宁一眼的瞅见了我，马上惊奇地说：“奥夏宁娜同志，您回来了？”
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从地图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有些尴尬地向前一步，挺直身体向罗科索夫斯基敬了个礼：“司令员同志，奥夏宁娜中校向您报到。”
罗科索夫斯基没有回礼，而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我的面前，一把抓住我那支空荡荡的袖筒，直瞪瞪地盯着我，焦急地问：“你的手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马上明白他有所误会，赶紧解释说：“谢谢司令员的关心，我只是肩膀上挨了一刀，手没事。”并用右手隔着衣服拍了拍左手所在的位置，继续说：“您看，我的手还在这里，等肩膀上的伤口愈合了，我就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欢蹦乱跳了。”
简单的问候过后，我们又回到了桌子前坐下，继续听罗科索夫斯基布置任务。
通过他的讲解，我才知道在昨天的战斗中，及时出现为我们解围的是卡图科夫将军的第一近卫坦克旅，以及盖杜科夫上校的第17骑兵师残部，之所以说残部，是因先期赶到的主力骑兵团，在罗科索夫斯基的错误指挥下已全军覆没，全师部队只剩下700多人。入夜以后，又陆续有从其它防御抽调过来的第18步兵师、第289反坦克旅等部队进入了阵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军已经在此地取得了兵力装备上的优势。
罗科索夫斯基指着地图对大家说道：“……在昨天的战斗中，敌人虽然一度占领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但在我军的顽强反击下，占领阵地的法西斯匪徒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了。此时德军正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军发动疯狂的进攻，目前在第一道战壕里防御的，是昨晚到达的第18步兵师，他们虽然只是民兵师，但表现得非常顽强，今天已经打退了敌人的两次疯狂进攻。而近期表现卓越的第289反坦克团也在森林边缘布置好了阵地，可以给来犯的法西斯匪徒的坦克以迎头痛击……”
“司令员同志，”罗科索夫斯基的任务还没有布置完，外面忽然跑进一个大呼小叫的军官，边跑还边在大声地喊。
“什么事情？”被打断的罗科索夫斯基转声，非常不满地瞧着这个大惊小怪的军官，不耐烦地问道。看到司令员严肃的表情，军官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立正敬礼，但脸上还是挂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大声地报告说：“报告司令员同志，亚历山德拉红旗歌舞团到了！”
听了他的报告，除了我以外，几乎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政委洛巴切夫兴奋地冲罗科索夫斯基说：“太棒了！司令员同志，这等于给我们派来了预备队！”
“走！都去看看！”司令员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些失态，说着就朝外面走，其余的人也呼啦啦都站了起来，跟着他的背后走出去。几秒钟过后，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傻坐在屋子里发呆。
“亚历山德拉红旗歌舞团？这是个什么样的歌舞团，居然能让大家这么兴奋。政委甚至把他们称为‘预备队’？”有心找人打听一下吧，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跟司令员出去了，想问也没法问。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站起身来，也走出了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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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伤口处传来的火辣辣的疼痛，让我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我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帐篷的硬木板床上，两盏汽灯把帐篷里照得一片雪亮。一名穿白大褂的军医，站在我的面前，手中握着一把带血的刺刀。
看见我苏醒过来，戴着口罩的军医冲我点点头，随手把刺刀往旁边一扔，弯下身来为我处理伤口。他近乎粗鲁地用剪刀剪起我的短皮大衣来，原以为他只是把伤口附近的衣物剪开，没想到他剪完衣袖后，又把剪刀换了位置，从下摆开始往上剪，我心中暗自叹息：达玛娜为我改制合体的衣服才穿了没两天，就被他几剪子剪坏了，如今达玛娜也牺牲了，看来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穿那种不合身的男军装了。
他把我的衣服剪得面目全非后，才站直了身体，瓮声瓮气地说：“卫生员，把指挥员同志扶起来。”
话音刚落，有人从后面把手伸到我的身体下，托住了我的右背，随后有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指挥员同志，我帮您坐起来，这样军医同志才好帮您缝伤口。”
我嗯了一声，然后借助卫生员托在我后背上的力量，慢慢地坐了起来。坐直以后，卫生员配合着军医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了下来，只剩下白色的套头衫和内衣。衣服全脱去以后，我不禁冻得打了个哆嗦。我低头一看，左侧身体已经完全被鲜血渗透，军医又用剪刀开始剪我的套头衫和内衣，不一会儿的功夫，我的上身就几乎半裸了，想用手把关键部位遮一下吧，可左手使不上劲，右手又撑着床板，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吃这个哑巴亏了。军医虽然很小心地把沾在伤口附近的衣物揭开，还是不可避免地牵动了伤口，疼得我忍不住哼了一声。
军医在前后的伤口附近各注射了一针麻药后，才开始用药剂为我清理伤口，止血和缝合伤口。刚开始时还疼得要命，等麻药生效后，疼痛就减轻了许多，饶是如此，我依旧是疼得满头大汗。
伤口缝合完，军医再次站直身体，长吁了一口气，说：“指挥员同志，您的运气真不错，虽然是刺刀造成的贯通伤，但没伤到骨头，有个十来天就能痊愈了。”
看到军医的工作已经结束，男卫生员松开了我，迅速地去取了消炎的针剂，注射在我的伤口旁。接着又用蘸了酒精的药棉，细心地把凝固在我手臂上的血迹的拭去。处理完这一切，他才开始用绷带为我包扎伤口，片刻功夫就把我的左肩部位缠成了木乃伊。为了防止走路时拉裂伤口，卫生员还将我的左手用绷带吊在了脖子上。
“穿上这件军装吧！”军医为我披上了一件短皮大衣，关切地说：“天气冷，别冻坏了。”我扭头看着他，感激地说了声谢谢，把右手从衣袖里穿了出去，直接扣上了衣服扣子。卫生员搀扶着我下了床，脚刚一落地，便感觉一阵眩晕，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如果不是卫生员即使扶着我，肯定便会一头栽倒在地。
被一个男人这样抱着，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急忙从卫生员的怀里挣了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也许是起得太猛了，头晕！”军医上来扶住我，回答说：“您失血太多，需要好好休息！”然后扭头吩咐卫生员说：“你赶紧扶指挥员同志到隔壁的帐篷去。”
我在卫生员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出了帐篷。向前走了十几步，便进入了另外一个亮着灯的帐篷。帐篷内的地上摆放着三副担架，其中两副已经有伤员躺在上面，一名女卫生员正在照料着他们。看到我俩进去，女卫生员连忙起身过来帮忙，和男卫生员一起扶着我躺到了空余的担架上。
我躺在担架上，看着男卫生员低声地向女卫生员交代着什么，女卫生员的目光望向我，不停地在点着头。说了一会儿，两人拥抱了一下，男卫生员便转身走了出去。
女卫生员弯下腰，打开放在帐篷中间的一个医药箱，从里面取出一瓶液体，站直身体把液体瓶挂在了帐篷顶的一个挂钩上。然后拽着长长的胶管，在我的身边蹲了下来，手脚麻利地把针头扎在了我的右手背上。
“您好好休息吧，”女卫生员面带微笑地对我说：“等您睡一觉起来，就会感觉好多了。”
我看了看挂在帐篷顶上的那瓶液体，猜测不出我输的不知生理盐水，还是葡萄糖？只感觉疲倦异常，于是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便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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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起完好的右手移到眼前，发觉手背上的针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拔去.。我挣扎着坐了起来，环顾帐篷内，除了那两位还在沉睡中的伤员，女卫生员也不知去向。听到外面清晰的枪炮声，我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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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过一个从身边经过的男卫生员，大声地问他：“指挥部在什么地方？”
他看了我一眼，随手一指：“就在那边。”说完又跑进帐篷抬伤员去了。
我沿着他指的方向朝前走着，越走听到的枪炮声就越清晰，很快就能看到森林外面爆炸产生的火光和硝烟。我不敢走得太快，因为伤口一受到震动，顿时感到火辣辣地疼。
我走了大概十几分钟，才看到我昨天待过的指挥所的房屋，便用右手捂住左肩，加快速度小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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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科索夫斯基没有回礼，而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我的面前，一把抓住我那支空荡荡的袖筒，直瞪瞪地盯着我，焦急地问：“你的手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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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的讲解，我才知道在昨天的战斗中，及时出现为我们解围的是卡图科夫将军的第一近卫坦克旅，以及盖杜科夫上校的第17骑兵师残部，之所以说残部，是因先期赶到的主力骑兵团，在罗科索夫斯基的错误指挥下已全军覆没，全师部队只剩下700多人。入夜以后，又陆续有从其它防御抽调过来的第18步兵师、第289反坦克旅等部队进入了阵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军已经在此地取得了兵力装备上的优势。
罗科索夫斯基指着地图对大家说道：“……在昨天的战斗中，敌人虽然一度占领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但在我军的顽强反击下，占领阵地的法西斯匪徒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了。此时德军正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军发动疯狂的进攻，目前在第一道战壕里防御的，是昨晚到达的第18步兵师，他们虽然只是民兵师，但表现得非常顽强，今天已经打退了敌人的两次疯狂进攻。而近期表现卓越的第289反坦克团也在森林边缘布置好了阵地，可以给来犯的法西斯匪徒的坦克以迎头痛击……”
“司令员同志，”罗科索夫斯基的任务还没有布置完，外面忽然跑进一个大呼小叫的军官，边跑还边在大声地喊。
“什么事情？”被打断的罗科索夫斯基转声，非常不满地瞧着这个大惊小怪的军官，不耐烦地问道。看到司令员严肃的表情，军官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立正敬礼，但脸上还是挂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大声地报告说：“报告司令员同志，亚历山德拉红旗歌舞团到了！”
听了他的报告，除了我以外，几乎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政委洛巴切夫兴奋地冲罗科索夫斯基说：“太棒了！司令员同志，这等于给我们派来了预备队！”
“走！都去看看！”司令员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些失态，说着就朝外面走，其余的人也呼啦啦都站了起来，跟着他的背后走出去。几秒钟过后，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傻坐在屋子里发呆。
“亚历山德拉红旗歌舞团？这是个什么样的歌舞团，居然能让大家这么兴奋。政委甚至把他们称为‘预备队’？”有心找人打听一下吧，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跟司令员出去了，想问也没法问。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站起身来，也走出了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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