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政制之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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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秦亡之后，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是始于汉朝的董仲舒。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罢黜百家，慢慢将儒家之道，根植到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
儒家之道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汉观秦朝灭亡，为了使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梦寐以求的“千年王国”，对“皇权[***]主义”进行了一系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君主立宪”的味道，而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没有走出“君主立宪”的影子。
倘若仅仅在于[***]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
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明煮，都是不曾有过的。
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美女就娶（这点好像不难实现，也是我最羡慕的）。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
董仲舒在皇权[***]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精尽人亡，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制的总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然而第二个问题“屈君而伸天”则道出“君主立宪制”的精义。
君主立宪初期往往是利用宪法制约君主，中国封建宪法存在于天，于道。
儒家对“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 天人感应论。
第二、 三统循环论
第三、 灾异论
第四、 三纲五常论
第五、 两权分离论
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
由于可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所谓的“君主立宪制”
在《新宋》及《明》中设想的政制度也没有现实的基础，虽然我与许多人一样爱看这两本书。黄仁宇说过，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却一直没有缩小。
秦汉中央集权之后，官僚集团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这是拙作《山河英雄志》当前的努力方向，却颇为众多读者诟病），但在民间社会，却凭借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
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
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中央集权、君主集权横行天下的时候，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程度一直相当的高。
中国封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模式：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颇有三权分立的意味。
然而两千年的封建时期，皇权一直无法对两种权力进行有限的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是宋明资本萌芽的一大阻力。因为“家父权”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往往以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以公民的身分，自然没有家族成员财产私有化一说。
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被“家族审判”所限制着，而无法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
皇权虽然在国家事务上拥有无上的权威，却进入不了私人事务的领域，所以无法形成“私法”。
虽然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是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君主立宪制”到了后期常常以“虚君议会制”的形式出现，然而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
中国封建时期，君权一直光辉夺目，所以相对于君权的“相权”却不得不议。
董仲舒言“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藏其形”，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
“君臣离合”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将皇帝高高扔在宝座上，国家大事的管理交给职业人士，由并不称职的儒生组成管理层。
“君主立宪”意味的轻重在技术上取决于各个时期“相权”的强弱，也可以说，“君主立宪”的技术与现实体现就是与皇帝相对应的官僚体系。
中国封建史宏观上可以说是君权与相权争斗史。当然君权可以凭借的资源太多，相权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相权极度薄弱之及，却是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
提及这个原因不得不说一说君权如何侵夺相权的。
君权侵夺相权，借助有三：宗族藩屏、太监当道、外戚横行，这么一说，诸位应当明白一二了。皇帝无法事事亲为，管理国家事务，不借助职业管理层（官僚体系）只得让不借助亲兄弟、亲子侄、只有依靠身边的太监，或者娘舅、表哥来治理国家。如此一事，庞大繁冗的国家体系就让皇帝人为推到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宋朝，并无外戚、宗族、太监之祸，其实那段时期，正如《新宋》所描述的那样，正是“君主立宪”意味最浓重的时期。王安石变法，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实质上可以看作国家权政对宗族权的大规模扩张。虽然说，从汉朝以来，就注定王安石不会成功，但是他的这种努力使有中国社会有一次转向的可能，非是《新宋》说的那么不堪。
但是宋朝为何会衰败至厮，让人心痛呢。
读宋太祖事，常生感触，常言天再假其十余载寿数，宋朝便不会是这般结局。后来，细思之下，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宋代的“君主立宪”缺乏一个很重要因素，这大概也是“君主立宪”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
门阀。
隋唐以来，门阀衰亡，使得门阀政治从唐后期就成为历史名词。
君权神授、相权君授，以不称职儒生所构成的官僚体制来制约君权总是有先天缺陷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强大只能依赖于皇帝个人的素质。
当然这极为苛求了，如果让我娶到颜如范冰冰之流的老婆，让我五点就起床、不听老婆话、不照顾点小舅子，简直就是不可能。
李世民之流简直就是异数，并且唐初也能看到门阀政治的影子。
门阀政治的盛时正是历史最黑暗的两晋、南北朝，所以对门阀政治都没有什么好感。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门阀是“君主立宪”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只是要控制好度，让门阀参与官僚体系而非控制官僚体系。
门阀从隋唐逐渐消亡，在唐初时恰好达到那个度，使得君权、相权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老天，功劳都让李世民一人得去了。
如果不能将君权世俗化（不让皇帝做上帝的儿子），相权的结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个少数人得到教育的时代，相权结构的稳定，意味着“君主立宪”的现实意义，社会也就相对的稳定。当然对相权的结构、宗法制度还有许多问题要得到解决，一起来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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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秦亡之后，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是始于汉朝的董仲舒。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罢黜百家，慢慢将儒家之道，根植到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
儒家之道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汉观秦朝灭亡，为了使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梦寐以求的“千年王国”，对“皇权[***]主义”进行了一系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君主立宪”的味道，而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没有走出“君主立宪”的影子。
倘若仅仅在于[***]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
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明煮，都是不曾有过的。
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美女就娶（这点好像不难实现，也是我最羡慕的）。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
董仲舒在皇权[***]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精尽人亡，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制的总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然而第二个问题“屈君而伸天”则道出“君主立宪制”的精义。
君主立宪初期往往是利用宪法制约君主，中国封建宪法存在于天，于道。
儒家对“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 天人感应论。
第二、 三统循环论
第三、 灾异论
第四、 三纲五常论
第五、 两权分离论
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
由于可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所谓的“君主立宪制”
在《新宋》及《明》中设想的政制度也没有现实的基础，虽然我与许多人一样爱看这两本书。黄仁宇说过，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却一直没有缩小。
秦汉中央集权之后，官僚集团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这是拙作《山河英雄志》当前的努力方向，却颇为众多读者诟病），但在民间社会，却凭借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
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
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中央集权、君主集权横行天下的时候，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程度一直相当的高。
中国封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模式：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颇有三权分立的意味。
然而两千年的封建时期，皇权一直无法对两种权力进行有限的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是宋明资本萌芽的一大阻力。因为“家父权”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往往以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以公民的身分，自然没有家族成员财产私有化一说。
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被“家族审判”所限制着，而无法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
皇权虽然在国家事务上拥有无上的权威，却进入不了私人事务的领域，所以无法形成“私法”。
虽然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是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君主立宪制”到了后期常常以“虚君议会制”的形式出现，然而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
中国封建时期，君权一直光辉夺目，所以相对于君权的“相权”却不得不议。
董仲舒言“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藏其形”，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
“君臣离合”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将皇帝高高扔在宝座上，国家大事的管理交给职业人士，由并不称职的儒生组成管理层。
“君主立宪”意味的轻重在技术上取决于各个时期“相权”的强弱，也可以说，“君主立宪”的技术与现实体现就是与皇帝相对应的官僚体系。
中国封建史宏观上可以说是君权与相权争斗史。当然君权可以凭借的资源太多，相权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相权极度薄弱之及，却是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
提及这个原因不得不说一说君权如何侵夺相权的。
君权侵夺相权，借助有三：宗族藩屏、太监当道、外戚横行，这么一说，诸位应当明白一二了。皇帝无法事事亲为，管理国家事务，不借助职业管理层（官僚体系）只得让不借助亲兄弟、亲子侄、只有依靠身边的太监，或者娘舅、表哥来治理国家。如此一事，庞大繁冗的国家体系就让皇帝人为推到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宋朝，并无外戚、宗族、太监之祸，其实那段时期，正如《新宋》所描述的那样，正是“君主立宪”意味最浓重的时期。王安石变法，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实质上可以看作国家权政对宗族权的大规模扩张。虽然说，从汉朝以来，就注定王安石不会成功，但是他的这种努力使有中国社会有一次转向的可能，非是《新宋》说的那么不堪。
但是宋朝为何会衰败至厮，让人心痛呢。
读宋太祖事，常生感触，常言天再假其十余载寿数，宋朝便不会是这般结局。后来，细思之下，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宋代的“君主立宪”缺乏一个很重要因素，这大概也是“君主立宪”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
门阀。
隋唐以来，门阀衰亡，使得门阀政治从唐后期就成为历史名词。
君权神授、相权君授，以不称职儒生所构成的官僚体制来制约君权总是有先天缺陷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强大只能依赖于皇帝个人的素质。
当然这极为苛求了，如果让我娶到颜如范冰冰之流的老婆，让我五点就起床、不听老婆话、不照顾点小舅子，简直就是不可能。
李世民之流简直就是异数，并且唐初也能看到门阀政治的影子。
门阀政治的盛时正是历史最黑暗的两晋、南北朝，所以对门阀政治都没有什么好感。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门阀是“君主立宪”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只是要控制好度，让门阀参与官僚体系而非控制官僚体系。
门阀从隋唐逐渐消亡，在唐初时恰好达到那个度，使得君权、相权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老天，功劳都让李世民一人得去了。
如果不能将君权世俗化（不让皇帝做上帝的儿子），相权的结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个少数人得到教育的时代，相权结构的稳定，意味着“君主立宪”的现实意义，社会也就相对的稳定。当然对相权的结构、宗法制度还有许多问题要得到解决，一起来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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