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四章，新移民的需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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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弄到更多的移民，郑彩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些年来，郑氏家族已经向台湾输送了超过百万的移民，但是流民依旧到处都是。尤其是1638年到1639年，因为满清的入寇，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全盘崩解之后，国内的战乱就越发的不可收拾了。
严格说来，在满清的上次的入寇中，单纯军队的损失倒不是不可弥补，虽然卢象升的天雄军的覆灭使得大明又少了一支能打野战的部队。但单论大明在各地的军力，对各地的“流寇”依旧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无论是陕西的秦军，还是左良玉或者是关宁军，对那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流民军队还是能占据上风的。但是，满清的这次入寇，却使得大明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爆发了，那就是大明的财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明朝的崩溃，首先是财政上的崩溃。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一次豪赌，是拿大明国库里面最后的一点钱进行的一次赌博。结果，虽然重创了李自成他们，但是却并没能消灭他们。而在满清入寇后，明朝军队疲于奔命的回援。又消耗了本来就不多的钱财，大片地区又遭到严重破坏，又严重的破坏了明朝的造血功能。所以，如今的朝廷，不但无法拿出让各地军队去打击“流寇”的钱，甚至，就连维系各地军队的日常存在的军饷也完全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当然只能放任各地的驻军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这必然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的纪律彻底崩解。军队必须依靠自己的暴力去取得钱粮，于是军队也就彻底的变成了匪帮。第二个后果就是军队越来越私人化，将领们也越来越军阀化。在大多数时候，朝廷能够控制军队的根本就在于军队在经济上对朝廷的依赖。一旦一支军队不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那政府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彻底的土匪化了大明军队，开始通过他们效率更高，也更持久的劫掠不断的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李自成这样的“流寇”不同，向左良玉这样的官军，在一个地方是轻易不会走的。当李自成打到了某个地方，（李自成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所以他的军队的补给全靠所谓的“劫富济贫”，当然，这个“富”的标准很难说，有时候，只要你的米缸里面还有一把米，也能算是“富”）老百姓什么的还有跑到山上面躲躲，等李自成他们走了再回来的机会（反正李自成不会长时间的呆在某个地方）。但是遇到左良玉，这一招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所以左良玉们在制造流民方面的效率比李自成要高不少。于是虽然严格上来说，李自成也好，重新造反了的张献忠也好，因为在前一年中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实力还远远没有恢复，活动的频繁性也不如以前，但是新的流民的产生的速度却反而比以前要快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前一年被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的李自成的力量得以迅速的恢复。
如今左良玉前不久刚刚在川东的玛瑙山大破张献忠，然后就蹲在了两湖发财，于是两湖一带的流民就绵绵不绝如春水的朝着下江涌来了。
“其实比起我们自己招募，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郑彩说。
“什么办法？”郑森问道。
“找左良玉呀。”郑彩说，“只要你告诉他，人能卖钱，左良玉就能把整个湖北的人，一个不剩的全卖给你，保证比我们自己招募便宜。”
郑森皱了皱眉毛道：“这样虽然可以省一点小钱，但是害的人太多了，长远来看，不见得是好事情。左良玉这人我听说过，就是个匪类，平时侵害地方，比流寇还要厉害，要是让他因为侵害百姓而获利，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如今也不能只顾着钱。”
郑彩听了，笑道：“阿森你真是仁德，只是我们真这样做，反倒是救了当地百姓。阿森，你难道觉得我们不和左良玉谈这个生意，左良玉他就不侵害百姓了？只怕得不到钱，侵害得越发的厉害呢。况且阿森你想，左良玉这厮将湖北百姓都逼成了流民，这些流民一要到江浙，我们才会招募他们。这途中千余里，一路上该死掉多少人呀。剩下没死的，到了我们手里，也要养上好一阵子，还能恢复元气，才能上船送到台湾或是吕宋。这样算下来，不但我们花的钱更多，只怕死了的流民也更多。相反，我们直接和左良玉谈好，然后派船到武昌去，装满人，这些人还不曾一路漂泊，身体也不至于太坏。我们把他们装上船，然后顺流而下，路上也死不了什么人，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其实郑森并不是真的不想省钱，只不过他不太想在明面上和左良玉这样的家伙扯上太多的关系。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和东林党的家伙们勾结在一起，所以虽然左良玉坏事干绝，但是东林党的家伙们还是努力的把他洗得白白的。比如说后来东林党人参与编修的《明史》，在写左良玉趁着“假太子案”起兵造反的时候，还是努力的编出什么左良玉本来不打算劫掠九江，是部将自作主张，左良玉还是因此内疚得吐血而死的什么的。而在《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被刻画成了大大的忠臣，而把这些乱七八糟全都推给了他当了汉奸的儿子左梦庚。却也不看看，左良玉在武昌起兵的时候，还顺手把武昌屠了一遍呢，烧个九江什么的，正是左良玉的一贯风格。在郑森看来，左良玉最后没当汉奸，只是因为死得早，要是晚些死，这汉奸怕也轮不到他儿子来当。
这样一个家伙，在郑森的计划里，将来绝对是属于要打倒在地，在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而郑森对自己的定位则是一代圣君，怎么能和这样的害民贼有勾结呢？就算需要勾结，那也要透过其他人去做。
“东林党的那些家伙如今正在上蹿下跳的，正是需要钱花的时候，尤其是张溥，这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人脉也广，他应该能和左良玉也能拉上关系。”郑森这样想道，于是便道：“左良玉这人人品不好，见钱眼开，不讲信用。而且飞扬跋扈，朝廷对他也多有不满，只是还要借重他，所以暂时还动不了他。我家又有钱，又有兵，天然的会受到朝廷猜忌，若是我们和他勾到一起了，朝廷那边怕是不知道会怎么想。虽然现如今，朝廷也没精力多管我们，但是让朝廷有不好的想法终归是不太好。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和他往来，就算是要和他做着买卖，也最好找个人中间过渡一下。”
这个理由郑彩倒是很能理解，虽然他也知道如今的朝廷，对于各地的军头，其实已经没什么办法了，比如说今年早些时候，左良玉在打败了张献忠之后，故意放跑张献忠，大搞养寇自重什么的，朝廷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多年的积威之下，郑彩心中对朝廷还是有些敬畏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共性，能像郑森这样，视大明朝若冢中枯骨的人估计是很少的。
“阿森说得有道理。”郑彩点点头道。
“彩叔，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郑森道，“我也正好要到南京那边走一趟，顺便就把这事办了就行了。”
……
安徽桐城，方以智家。
顾绛呆在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自打西班牙人求和之后，顾绛也知道后面短时间应该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在这段时间也积累了不少的东西，需要找个地方，也找个朋友一起认认真真的总结一下了。只是郑森整日的东奔西跑的见不到人，而无论是在北港还是在安平，在顾绛看来，除了郑森，就没有一个真的能讨论学问的人。所以他就干脆和郑森告辞，跑到方以智这里来了。方以智家里几代书香，藏书颇为丰厚，本人的学问水平也很不错。加上桐城这地方读书的风气也不错，想要找个人探讨问题也相对容易。
方以智在离开台湾之后，回家之后，就在当地的士林中大讲“天授”，讲“进化论”，倒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种思想中有不少的颇为激进的地方，自然就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一时之间，每日里都有人找上门来辩论。方以智口才很好，辩才无碍，舌战群儒倒也不是问题，只是每日如此，虽然能砥砺学问，但却也着实让然劳累。这个时候顾绛来了，方以智倒真是有些喜出望外，因为此后很多时候就可以让顾绛顶上去，好让自己偷偷懒，有点时间去研究一下基于“天授”的格物的学问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顾绛惹来的麻烦更大。方以智说的大体上只是天道的运行，很少涉及人事历史，但顾绛却不同，他在和人辩论的时候，往往将“进化论”相关的东西拉过来又用上古圣王的各种举措来相互印证，结果自然是把这辩论从天道转到了人道甚至是治国之道。这一下子辩论就更为激烈了。加上顾绛这人又有些好讽刺，得理不饶人，结果前两天差点和方以智的另一位朋友，侯方域侯公子挥起了老拳。
对于弄到更多的移民，郑彩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些年来，郑氏家族已经向台湾输送了超过百万的移民，但是流民依旧到处都是。尤其是1638年到1639年，因为满清的入寇，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全盘崩解之后，国内的战乱就越发的不可收拾了。
严格说来，在满清的上次的入寇中，单纯军队的损失倒不是不可弥补，虽然卢象升的天雄军的覆灭使得大明又少了一支能打野战的部队。但单论大明在各地的军力，对各地的“流寇”依旧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无论是陕西的秦军，还是左良玉或者是关宁军，对那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流民军队还是能占据上风的。但是，满清的这次入寇，却使得大明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爆发了，那就是大明的财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明朝的崩溃，首先是财政上的崩溃。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一次豪赌，是拿大明国库里面最后的一点钱进行的一次赌博。结果，虽然重创了李自成他们，但是却并没能消灭他们。而在满清入寇后，明朝军队疲于奔命的回援。又消耗了本来就不多的钱财，大片地区又遭到严重破坏，又严重的破坏了明朝的造血功能。所以，如今的朝廷，不但无法拿出让各地军队去打击“流寇”的钱，甚至，就连维系各地军队的日常存在的军饷也完全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当然只能放任各地的驻军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这必然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的纪律彻底崩解。军队必须依靠自己的暴力去取得钱粮，于是军队也就彻底的变成了匪帮。第二个后果就是军队越来越私人化，将领们也越来越军阀化。在大多数时候，朝廷能够控制军队的根本就在于军队在经济上对朝廷的依赖。一旦一支军队不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那政府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彻底的土匪化了大明军队，开始通过他们效率更高，也更持久的劫掠不断的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李自成这样的“流寇”不同，向左良玉这样的官军，在一个地方是轻易不会走的。当李自成打到了某个地方，（李自成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所以他的军队的补给全靠所谓的“劫富济贫”，当然，这个“富”的标准很难说，有时候，只要你的米缸里面还有一把米，也能算是“富”）老百姓什么的还有跑到山上面躲躲，等李自成他们走了再回来的机会（反正李自成不会长时间的呆在某个地方）。但是遇到左良玉，这一招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所以左良玉们在制造流民方面的效率比李自成要高不少。于是虽然严格上来说，李自成也好，重新造反了的张献忠也好，因为在前一年中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实力还远远没有恢复，活动的频繁性也不如以前，但是新的流民的产生的速度却反而比以前要快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前一年被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的李自成的力量得以迅速的恢复。
如今左良玉前不久刚刚在川东的玛瑙山大破张献忠，然后就蹲在了两湖发财，于是两湖一带的流民就绵绵不绝如春水的朝着下江涌来了。
“其实比起我们自己招募，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郑彩说。
“什么办法？”郑森问道。
“找左良玉呀。”郑彩说，“只要你告诉他，人能卖钱，左良玉就能把整个湖北的人，一个不剩的全卖给你，保证比我们自己招募便宜。”
郑森皱了皱眉毛道：“这样虽然可以省一点小钱，但是害的人太多了，长远来看，不见得是好事情。左良玉这人我听说过，就是个匪类，平时侵害地方，比流寇还要厉害，要是让他因为侵害百姓而获利，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如今也不能只顾着钱。”
郑彩听了，笑道：“阿森你真是仁德，只是我们真这样做，反倒是救了当地百姓。阿森，你难道觉得我们不和左良玉谈这个生意，左良玉他就不侵害百姓了？只怕得不到钱，侵害得越发的厉害呢。况且阿森你想，左良玉这厮将湖北百姓都逼成了流民，这些流民一要到江浙，我们才会招募他们。这途中千余里，一路上该死掉多少人呀。剩下没死的，到了我们手里，也要养上好一阵子，还能恢复元气，才能上船送到台湾或是吕宋。这样算下来，不但我们花的钱更多，只怕死了的流民也更多。相反，我们直接和左良玉谈好，然后派船到武昌去，装满人，这些人还不曾一路漂泊，身体也不至于太坏。我们把他们装上船，然后顺流而下，路上也死不了什么人，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其实郑森并不是真的不想省钱，只不过他不太想在明面上和左良玉这样的家伙扯上太多的关系。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和东林党的家伙们勾结在一起，所以虽然左良玉坏事干绝，但是东林党的家伙们还是努力的把他洗得白白的。比如说后来东林党人参与编修的《明史》，在写左良玉趁着“假太子案”起兵造反的时候，还是努力的编出什么左良玉本来不打算劫掠九江，是部将自作主张，左良玉还是因此内疚得吐血而死的什么的。而在《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被刻画成了大大的忠臣，而把这些乱七八糟全都推给了他当了汉奸的儿子左梦庚。却也不看看，左良玉在武昌起兵的时候，还顺手把武昌屠了一遍呢，烧个九江什么的，正是左良玉的一贯风格。在郑森看来，左良玉最后没当汉奸，只是因为死得早，要是晚些死，这汉奸怕也轮不到他儿子来当。
这样一个家伙，在郑森的计划里，将来绝对是属于要打倒在地，在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而郑森对自己的定位则是一代圣君，怎么能和这样的害民贼有勾结呢？就算需要勾结，那也要透过其他人去做。
“东林党的那些家伙如今正在上蹿下跳的，正是需要钱花的时候，尤其是张溥，这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人脉也广，他应该能和左良玉也能拉上关系。”郑森这样想道，于是便道：“左良玉这人人品不好，见钱眼开，不讲信用。而且飞扬跋扈，朝廷对他也多有不满，只是还要借重他，所以暂时还动不了他。我家又有钱，又有兵，天然的会受到朝廷猜忌，若是我们和他勾到一起了，朝廷那边怕是不知道会怎么想。虽然现如今，朝廷也没精力多管我们，但是让朝廷有不好的想法终归是不太好。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和他往来，就算是要和他做着买卖，也最好找个人中间过渡一下。”
这个理由郑彩倒是很能理解，虽然他也知道如今的朝廷，对于各地的军头，其实已经没什么办法了，比如说今年早些时候，左良玉在打败了张献忠之后，故意放跑张献忠，大搞养寇自重什么的，朝廷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多年的积威之下，郑彩心中对朝廷还是有些敬畏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共性，能像郑森这样，视大明朝若冢中枯骨的人估计是很少的。
“阿森说得有道理。”郑彩点点头道。
“彩叔，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郑森道，“我也正好要到南京那边走一趟，顺便就把这事办了就行了。”
……
安徽桐城，方以智家。
顾绛呆在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自打西班牙人求和之后，顾绛也知道后面短时间应该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在这段时间也积累了不少的东西，需要找个地方，也找个朋友一起认认真真的总结一下了。只是郑森整日的东奔西跑的见不到人，而无论是在北港还是在安平，在顾绛看来，除了郑森，就没有一个真的能讨论学问的人。所以他就干脆和郑森告辞，跑到方以智这里来了。方以智家里几代书香，藏书颇为丰厚，本人的学问水平也很不错。加上桐城这地方读书的风气也不错，想要找个人探讨问题也相对容易。
方以智在离开台湾之后，回家之后，就在当地的士林中大讲“天授”，讲“进化论”，倒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种思想中有不少的颇为激进的地方，自然就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一时之间，每日里都有人找上门来辩论。方以智口才很好，辩才无碍，舌战群儒倒也不是问题，只是每日如此，虽然能砥砺学问，但却也着实让然劳累。这个时候顾绛来了，方以智倒真是有些喜出望外，因为此后很多时候就可以让顾绛顶上去，好让自己偷偷懒，有点时间去研究一下基于“天授”的格物的学问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顾绛惹来的麻烦更大。方以智说的大体上只是天道的运行，很少涉及人事历史，但顾绛却不同，他在和人辩论的时候，往往将“进化论”相关的东西拉过来又用上古圣王的各种举措来相互印证，结果自然是把这辩论从天道转到了人道甚至是治国之道。这一下子辩论就更为激烈了。加上顾绛这人又有些好讽刺，得理不饶人，结果前两天差点和方以智的另一位朋友，侯方域侯公子挥起了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