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幸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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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迪：
巴斯，你八成摔傻了，摔得脑筋都不清楚了。
巴斯：
不，胡迪，我的头脑第一次这么清楚。你说得对，我不是什么太空骑警，我只是一个玩具，一个愚蠢的微不足道的玩具。
胡迪：
等一下，你想想，当一个玩具要比当什么太空骑警好多了。
巴斯：
是吗？
胡迪：
我说真的。在那个房子里面有个小孩儿，他认为你是最棒的，那可不是因为你是太空骑警，而是因为你是玩具，你是他的玩具。
（摘自《玩具总动员》）
1991年那次采访过后的几个月，我举家搬到了东京，担任《财富》杂志亚洲区的负责人。我之所以选择去东京，主要是因为90年代初的电脑产业变得有些无聊，微软和英特尔（合称Wintel）已经赢得了个人电脑的战役。创新停滞不前，未来似乎就是不断地削减成本，不断优化戴尔、捷威、康柏和惠普生产的克隆机。苹果已经销声匿迹了。
3年后，我又回到了硅谷，发现变化很大。老布什只当了一届总统就在选举中输给了克林顿。比尔·盖茨的财富突破了10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比尔已经超过沃伦·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约翰·斯卡利被苹果解雇了（解雇后苹果也没什么起色）。电脑产业又开始变得有趣起来。网景通信公司（Netscape Communications）推出了第一代商业化浏览器“航海家”（Navigator）的测试版，万维网、商业域名、URL（统一资源定位符）等词汇也在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互联网显然可以改变电脑产业的方方面面，无论对于一项技术来说，还是对于商业记者来说，互联网的兴起都是好事。
1994年7月，我给史蒂夫发了邮件，告诉他《财富》杂志又让我回到美国工作，等我租好办公室、安顿下来以后，会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近况。几周后，我新家的电话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响了，当时我正一个人在家给木地板抛光。
“嗨，布伦特，我是史蒂夫。”他说道。平缓的声调中带着一丝慵懒和伪装的喜悦，他经常在电话中使用这种语调，让人感觉像录音电话。很快，那个熟悉的史蒂夫又回来了，“你回来啦，发生了什么？《财富》杂志把约翰·斯卡利作为封面人物，认为他是苹果的拯救者，结果就在那一周他被解雇了，《财富》杂志是不是很尴尬？”他笑了起来。我想着，又来了，他又开始倒过来采访我了。
“你应该来我这边，”他说道，“我们一起散个步。”我说我得先干完活儿，一小时以后可以去他家。“好吧。”他说道，说完立刻挂了电话。
我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碌，穿着典型史蒂夫风格的夏装：长袖NeXTT恤和磨破的毛边牛仔短裤，磨破的地方能看到裤子前口袋的里布。（他还没开始穿三宅一生设计的黑色圆领衫。）他的脚当然是光着的。一条日本松狮犬趴在房间中央的料理台下，它显然注意到我了，不过对我并不感兴趣。
“这应该不是看门狗吧。”我说道，试图引起史蒂夫的注意。他转过身和我闲聊了几分钟，我跟他认识很多年，见过几十次面，闲聊的次数却很少。通过几分钟的闲聊，我知道那条狗已经很老了，劳伦又怀孕了，她和里德现在不在家。
“我对皮克斯的第一部动画电影充满信心，”他一边说，一边用脚勾过一张凳子，示意我坐下，“这部电影叫《玩具总动员》（Toy Story），还要一年才能完成。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肯定与之前的所有电影都不同。迪士尼想在明年的假期档放映。”
说起史蒂夫曾经变革过的行业，电影行业往往是其中之一，因为皮克斯将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呈现在大银幕上。但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约翰·拉塞特和埃德·卡特穆尔才是把3D电脑绘图用于电影制作的人，给动画片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过，史蒂夫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皮克斯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卡特穆尔和拉塞特才是塑造皮克斯公司的人，而不是史蒂夫。但正因为他的影响力有限，才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做只有他才擅长做的事，他也的确完成得非常出色。
拉塞特和卡特穆尔带领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员工创造了佳绩，观察他们的合作方式让史蒂夫受益良多。史蒂夫在皮克斯学到的管理方式让他在1997年重回苹果后，得以用更为高效的方式来管理苹果。这些年，他的谈判技巧变得更为精妙娴熟，却不失当年的大胆与直言快语。这些年，他第一次意识到团队合作并非只是把一小群人召集起来那么简单，但他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领导力与感召力。这些年，他开始慢慢变得有耐心，却依然能够鼓舞鞭策他人。
史蒂夫当然是幸运的，投资皮克斯纯属无心插柳之举，却比有意栽培的NeXT成功得多，给他带去了许多财富。卡特穆尔曾经思考过运气在公司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商人该如何管理运气。他认为，运气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并且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能适应出乎意料的事件。“出乎意料的事总会发生，关键是你如何应对。”他说道。史蒂夫应对自如，因为他很幸运，他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拉塞特和卡特穆尔，有机会与他们共事。他从拉塞特和卡特穆尔身上学到的管理原则最终造就了苹果的王者归来。
约翰·拉塞特对迪士尼爱恨交加。十几岁的时候，他曾为迪士尼工作，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正式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他很喜欢与其他优秀的迪士尼动画师共事，但公司严苛的管理制度让他心生不满。“领导不给我们任何空间，”他回忆道，“他们把我解雇了。”
迪士尼的彼得·施奈德第三次来找拉塞特，希望他能回迪士尼工作，拉塞特下了最后通牒，除非迪士尼能和皮克斯合作制作一部电影，否则他永远不会给迪士尼干活儿。幸好施奈德认真对待了拉塞特的诉求，他让卡特穆尔去他位于伯班克的办公室会面。他告诉卡特穆尔，皮克斯到了该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的时候了，当然是为迪士尼制作的。卡特穆尔的意思是，从皮克斯目前的能力来看，只能制作一部30分钟的电视动画，施奈德对此不屑一顾：如果皮克斯能做好30分钟的片子，没有理由做不好75分钟的电影。卡特穆尔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现在轮到史蒂夫出场了，他要去和迪士尼动画的负责人杰弗瑞·卡森伯格谈判。与迪士尼谈判不仅考验着史蒂夫的谈判技巧，也考验着他的自律能力。卡森伯格和史蒂夫都清楚，迪士尼明显在谈判中占了上风。迪士尼动画正处于辉煌的巅峰，从1989年开始，卡森伯格带领的团队连续5年推出了多部轰动一时的佳作：《海的女儿》、《美女与野兽》、《阿拉丁》、《圣诞夜惊魂》和《狮子王》。尽管卡森伯格欣赏拉塞特的才华，也很后悔放他走，但他知道即使不和皮克斯合作，迪士尼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拉塞特、卡特穆尔和皮克斯的所有员工都知道，为迪士尼制作一部电影也许是皮克斯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谈判是皮克斯的最后一搏，他们的命运全都握在了史蒂夫手里。卡特穆尔和拉塞特对史蒂夫很放心，这么多年来，史蒂夫一直冲在皮克斯所有谈判的最前线。“他很强硬，”拉塞特回忆道，“他走进会议室后，第一句就是‘在座的哪一位有权决定是否买我们的电脑？’如果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力，史蒂夫会立刻宣布散会。‘我只和有决定权的人谈判。’说完他就走了。我们常开玩笑说，史蒂夫每次都会拿个手榴弹，先扔进会议室里，然后再进去。他立刻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胡迪：
巴斯，你八成摔傻了，摔得脑筋都不清楚了。
巴斯：
不，胡迪，我的头脑第一次这么清楚。你说得对，我不是什么太空骑警，我只是一个玩具，一个愚蠢的微不足道的玩具。
胡迪：
等一下，你想想，当一个玩具要比当什么太空骑警好多了。
巴斯：
是吗？
胡迪：
我说真的。在那个房子里面有个小孩儿，他认为你是最棒的，那可不是因为你是太空骑警，而是因为你是玩具，你是他的玩具。
（摘自《玩具总动员》）
1991年那次采访过后的几个月，我举家搬到了东京，担任《财富》杂志亚洲区的负责人。我之所以选择去东京，主要是因为90年代初的电脑产业变得有些无聊，微软和英特尔（合称Wintel）已经赢得了个人电脑的战役。创新停滞不前，未来似乎就是不断地削减成本，不断优化戴尔、捷威、康柏和惠普生产的克隆机。苹果已经销声匿迹了。
3年后，我又回到了硅谷，发现变化很大。老布什只当了一届总统就在选举中输给了克林顿。比尔·盖茨的财富突破了10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比尔已经超过沃伦·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约翰·斯卡利被苹果解雇了（解雇后苹果也没什么起色）。电脑产业又开始变得有趣起来。网景通信公司（Netscape Communications）推出了第一代商业化浏览器“航海家”（Navigator）的测试版，万维网、商业域名、URL（统一资源定位符）等词汇也在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互联网显然可以改变电脑产业的方方面面，无论对于一项技术来说，还是对于商业记者来说，互联网的兴起都是好事。
1994年7月，我给史蒂夫发了邮件，告诉他《财富》杂志又让我回到美国工作，等我租好办公室、安顿下来以后，会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近况。几周后，我新家的电话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响了，当时我正一个人在家给木地板抛光。
“嗨，布伦特，我是史蒂夫。”他说道。平缓的声调中带着一丝慵懒和伪装的喜悦，他经常在电话中使用这种语调，让人感觉像录音电话。很快，那个熟悉的史蒂夫又回来了，“你回来啦，发生了什么？《财富》杂志把约翰·斯卡利作为封面人物，认为他是苹果的拯救者，结果就在那一周他被解雇了，《财富》杂志是不是很尴尬？”他笑了起来。我想着，又来了，他又开始倒过来采访我了。
“你应该来我这边，”他说道，“我们一起散个步。”我说我得先干完活儿，一小时以后可以去他家。“好吧。”他说道，说完立刻挂了电话。
我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碌，穿着典型史蒂夫风格的夏装：长袖NeXTT恤和磨破的毛边牛仔短裤，磨破的地方能看到裤子前口袋的里布。（他还没开始穿三宅一生设计的黑色圆领衫。）他的脚当然是光着的。一条日本松狮犬趴在房间中央的料理台下，它显然注意到我了，不过对我并不感兴趣。
“这应该不是看门狗吧。”我说道，试图引起史蒂夫的注意。他转过身和我闲聊了几分钟，我跟他认识很多年，见过几十次面，闲聊的次数却很少。通过几分钟的闲聊，我知道那条狗已经很老了，劳伦又怀孕了，她和里德现在不在家。
“我对皮克斯的第一部动画电影充满信心，”他一边说，一边用脚勾过一张凳子，示意我坐下，“这部电影叫《玩具总动员》（Toy Story），还要一年才能完成。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肯定与之前的所有电影都不同。迪士尼想在明年的假期档放映。”
说起史蒂夫曾经变革过的行业，电影行业往往是其中之一，因为皮克斯将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呈现在大银幕上。但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约翰·拉塞特和埃德·卡特穆尔才是把3D电脑绘图用于电影制作的人，给动画片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过，史蒂夫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皮克斯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卡特穆尔和拉塞特才是塑造皮克斯公司的人，而不是史蒂夫。但正因为他的影响力有限，才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做只有他才擅长做的事，他也的确完成得非常出色。
拉塞特和卡特穆尔带领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员工创造了佳绩，观察他们的合作方式让史蒂夫受益良多。史蒂夫在皮克斯学到的管理方式让他在1997年重回苹果后，得以用更为高效的方式来管理苹果。这些年，他的谈判技巧变得更为精妙娴熟，却不失当年的大胆与直言快语。这些年，他第一次意识到团队合作并非只是把一小群人召集起来那么简单，但他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领导力与感召力。这些年，他开始慢慢变得有耐心，却依然能够鼓舞鞭策他人。
史蒂夫当然是幸运的，投资皮克斯纯属无心插柳之举，却比有意栽培的NeXT成功得多，给他带去了许多财富。卡特穆尔曾经思考过运气在公司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商人该如何管理运气。他认为，运气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并且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能适应出乎意料的事件。“出乎意料的事总会发生，关键是你如何应对。”他说道。史蒂夫应对自如，因为他很幸运，他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拉塞特和卡特穆尔，有机会与他们共事。他从拉塞特和卡特穆尔身上学到的管理原则最终造就了苹果的王者归来。
约翰·拉塞特对迪士尼爱恨交加。十几岁的时候，他曾为迪士尼工作，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正式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他很喜欢与其他优秀的迪士尼动画师共事，但公司严苛的管理制度让他心生不满。“领导不给我们任何空间，”他回忆道，“他们把我解雇了。”
迪士尼的彼得·施奈德第三次来找拉塞特，希望他能回迪士尼工作，拉塞特下了最后通牒，除非迪士尼能和皮克斯合作制作一部电影，否则他永远不会给迪士尼干活儿。幸好施奈德认真对待了拉塞特的诉求，他让卡特穆尔去他位于伯班克的办公室会面。他告诉卡特穆尔，皮克斯到了该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的时候了，当然是为迪士尼制作的。卡特穆尔的意思是，从皮克斯目前的能力来看，只能制作一部30分钟的电视动画，施奈德对此不屑一顾：如果皮克斯能做好30分钟的片子，没有理由做不好75分钟的电影。卡特穆尔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现在轮到史蒂夫出场了，他要去和迪士尼动画的负责人杰弗瑞·卡森伯格谈判。与迪士尼谈判不仅考验着史蒂夫的谈判技巧，也考验着他的自律能力。卡森伯格和史蒂夫都清楚，迪士尼明显在谈判中占了上风。迪士尼动画正处于辉煌的巅峰，从1989年开始，卡森伯格带领的团队连续5年推出了多部轰动一时的佳作：《海的女儿》、《美女与野兽》、《阿拉丁》、《圣诞夜惊魂》和《狮子王》。尽管卡森伯格欣赏拉塞特的才华，也很后悔放他走，但他知道即使不和皮克斯合作，迪士尼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拉塞特、卡特穆尔和皮克斯的所有员工都知道，为迪士尼制作一部电影也许是皮克斯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谈判是皮克斯的最后一搏，他们的命运全都握在了史蒂夫手里。卡特穆尔和拉塞特对史蒂夫很放心，这么多年来，史蒂夫一直冲在皮克斯所有谈判的最前线。“他很强硬，”拉塞特回忆道，“他走进会议室后，第一句就是‘在座的哪一位有权决定是否买我们的电脑？’如果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力，史蒂夫会立刻宣布散会。‘我只和有决定权的人谈判。’说完他就走了。我们常开玩笑说，史蒂夫每次都会拿个手榴弹，先扔进会议室里，然后再进去。他立刻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